我赤着脚站在田埂上，脚底沾着湿润的泥，凉意顺着足弓爬上来，像一条细小的溪流，缓缓漫过踝骨、小腿，最终停在膝窝深处——那里有一道淡褐色的旧疤，是十二岁那年被犁铧豁开的，没缝针，只用晒干的艾草灰按了三天，结痂时痒得钻心，可我咬着嘴唇没吭声，怕惊扰了远处蹲在豆秧间拔草的母亲。
风从西边来，带着青麦浆液将熟未熟的微甜，混着泥土蒸腾出的微腥。我低头看自己的脚：脚背泛着常年劳作留下的浅褐，脚趾粗短，指甲厚而钝，左脚大拇指外侧有一道横向的茧，是十五岁起日日踩着老牛车辕上下田埂磨出来的。这双脚，踏过春播时松软如絮的黑土，陷进夏汛后板结龟裂的河滩，也曾在秋收后清冷的霜晨里，踩碎一地银白的薄冰。
可它们最深的印记，不在土里，而在他掌心里。
那是二十三年前的立夏。
我正蹲在村东头第三块水田边洗秧苗，指尖被水浸得发皱，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青苔绿。秧苗根须缠着泥，一束束沉甸甸垂着，水从指缝漏下去，漾开一圈圈细纹。忽然，田埂上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不是我们村人惯有的拖沓节奏——太轻，太稳，像两片竹叶擦过石阶。
我抬眼。
他就站在三步之外，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肩头还沾着一点灰白的水泥末，头发被汗水洇湿，贴在额角。手里拎着一只褪色的绿帆布包，鼓鼓囊囊，边角磨出了毛边。他没说话，只是看着我，目光沉静，像两口深井，井底却有暗流在动。
我认得他。陈砚生。镇上水泥厂的技术员，上个月刚调来我们公社支援春修水利。前天傍晚，我在渡口等摆渡船，看见他独自坐在码头石阶上画图纸，铅笔尖在纸上沙沙响，像蚕食桑叶。我多看了两眼，他忽然抬头，目光撞过来，我没躲，只把手里攥着的半截野蔷薇往身后藏了藏——那花刺扎破了指尖，血珠渗出来，混着花汁，红得发亮。
此刻，他喉结动了一下，开口，声音低而清：“秧苗要洗到根白才不烂秧。”
我低头，继续搓洗，水花溅上手背：“晓得。”
他又站了片刻，忽然弯腰，从帆布包里掏出一个搪瓷缸子，拧开盖，递过来。缸子里盛着半下温热的糖水，浮着几粒泡得饱满的红枣，水面映着天光，晃晃悠悠。
“刚熬的。”他说，“补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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