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山坳那片地，最核心的一捧土。”他声音很轻，像怕惊扰了沉睡的种子，“我把它取出来，封存。以后，我们孩子的小名，就叫‘壤’，取‘厚土载物’之意。等他长大，我带他去山坳，指着那片地告诉他：‘看，那是你妈妈的名字，长在土里，生了根。’”
我久久凝视着那捧土，那枚石，那行字。风从河面吹来，带着水汽的凉意，拂过我的面颊。我忽然想起很小的时候，祖母曾指着晒场上被踩得瓷实的泥地说：“阿沅啊，人这一辈子，走得再远，脚底板上，总得沾点自家的泥。泥在，根就在。”
原来，她早就把答案，埋进了我童年的土壤里。
如今，我脚底的泥，早已不是青芦坳那一片。它混着省城图书馆地板的微尘，沾着乡村小学课桌的粉笔灰，浸透了县教育局文件纸张的油墨味，也裹着此刻河堤上湿润的草香。可无论走得多远，只要低头，我总能看见——那深深浅浅的脚印，从未消失。它们只是沉潜下去，与更广袤的土地融为一体，成为支撑我站立的、最沉默而坚韧的骨骼。
前天，我又回了一趟青芦坳。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给新建的村史馆送一批资料。村史馆就建在当年那片废弃晒谷场的旧址上。崭新的青砖墙，飞檐翘角，门楣上挂着一块黑檀木匾，上面是陈砚生亲手题写的四个大字：“青芦纪事”。
我踏进大门，迎面是一面巨大的夯土墙。不是装饰，是真的用本地红壤、稻草、糯米浆混合夯成的实体墙。墙面未经粉刷，保留着原始的肌理与色泽，粗粝，温厚，带着阳光暴晒后的微暖。墙上，镶嵌着无数枚大小不一、形状各异的陶片、瓦当、锈蚀的农具残片、甚至几枚被磨得发亮的旧铜钱……每一件，都标注着年代与出处。
而在墙体正中央，位置最高、最醒目之处，嵌着的，是一枚小小的、边缘已被岁月磨得圆润的鹅卵石。石头下方，一行阴刻小字，字迹熟悉而沉稳：
“阿沅的脚印，此处。”
我仰头看着，久久未语。阳光从高窗斜射进来，恰好落在那枚石头上，折射出温润的光泽，像一滴凝固的、穿越了漫长光阴的泪。
傍晚，我随他走上山坳。百香果藤早已不是当初那几株孱弱的幼苗。它们沿着他亲手搭建的、纵横交错的竹架蓬勃生长，藤蔓虬结，绿叶浓密如盖，紫花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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