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开放式办公区中央，一张长桌，三台显示器，墙上贴满便签纸：蓝底白字是员工自荐的“微善时刻”，黄底黑字是部门推荐的“坚守瞬间”，粉底灰字是匿名投递的“困惑与追问”。其中一张粉色便签写着：“我帮客户多开了十万发票，领导说‘灵活处理’。可客户是做乡村小学图书角的，他们账上只剩八百块。我改了单据，自己垫了钱。现在不敢看财务系统——怕看见那个数字，更怕看见自己的脸。”
林砚没在旁边写批复，只画了一株藤蔓，藤尖朝上，卷着一小片初升的太阳。
真正让“青藤”破土而出的，是一场意外。
五月下旬，集团审计组突袭检查子公司合规情况。焦点直指采购部——过去两年，三家供应商中标率畸高，合同金额累计超两亿，且均与某位已离职副总存在亲属关联。风声未起时，林砚已在员工匿名问卷里读到蛛丝马迹：有人写“招标文件总在截标前48小时微调技术参数”，有人写“评标专家名单公布当天，其中两位刚在供应商食堂吃过饭”。
她没向上报，也没向下压。而是发起一场“职业选择情景工作坊”，请采购部全员参与。投影幕布上只打一行字：“假如你正在审核一份报价单，发现其中一家供应商的法人，是你女儿幼儿园班主任的丈夫。而这家供应商，比第二名便宜12%。”
全场静默。空调嗡鸣声忽然变得刺耳。
采购总监老吴盯着屏幕，喉结上下滚动。他五十出头，鬓角霜白，左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银戒——妻子病逝七年，他再未取下。十分钟后，他起身，声音沙哑：“我申请回避本次所有涉该供应商的流程。另外……我想交一份材料。”
他交的是一本硬壳笔记本，封皮磨损，边角卷曲。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三百二十七次供应商接待记录：某年某月某日，A公司张总来访，带两盒茶叶，未收；某年某月某日，B公司李经理宴请，席间提及“后续合作”，当场离席；某年某月某日，C公司王董塞来一个信封，内有现金两万，退回时附手写便条：“您孩子高考加油，心意领了，钱请收回。”——便条背面，是他用红笔写的日期：女儿查出白血病确诊日。
林砚翻到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一张泛黄的儿童画：歪斜的太阳，三栋房子，门口站着小人，举着大喇叭。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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