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的风裹着碎雪，往青石板缝里钻时，总带着一股子执拗的冷。南市口的老巷里，大半铺子都上了门板，唯有巷尾那间“公平秤”的木牌，还在寒风里晃悠，像颗不肯低头的星。
陈守义蹲在柜台后，用绒布细细擦着那杆铜秤。秤杆是老红木的，被岁月磨得发亮，铜秤星嵌在木头上，像撒了把碎金。这杆秤是他爹传下来的，民国二十七年的物件，秤杆尾端刻着个小小的“义”字，刻得深，像要嵌进骨头里。
“陈叔，称二斤砂糖橘！”巷口传来脆生生的声音，是街对面杂货店的小丫头阿梅。她裹着件不合身的棉袄，手里攥着个布袋子，鼻尖冻得通红。
陈守义放下绒布，接过袋子往秤盘上一放。铜秤砣滑到“二斤”的星位时，秤杆微微翘起，他又添了两个橘子，秤杆才平平稳稳地打了个晃。“给，凑个吉利数。”他把袋子递回去，指尖触到阿梅冻得冰凉的手，心里动了动。
阿梅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陈叔你总这样，我娘说你是个傻子。”
陈守义也笑，眼角的皱纹挤成了花：“傻子好，傻子心宽。”
阿梅蹦蹦跳跳地走了，巷子里又恢复了安静。陈守义望着窗外的雪，想起爹临终前的话：“守义啊，秤这东西，称的是货，量的是心。人心歪了，秤杆就正不了。”那时他才十六岁，爹躺在病榻上，枯瘦的手握着他的手，把铜秤塞到他怀里，眼神亮得像秤星。
民国三十八年，兵荒马乱的。巷口的张记粮铺老板卷着钱跑了，留下一屋子空麻袋。街坊们哭天抢地，唯独陈守义打开自家粮囤，把存的糙米拿出来分了。有人劝他：“守义，你把粮分了，自己吃什么？”他摸着铜秤说：“爹说，人活着，不能光想着自己。这秤杆要是只往自己这边歪，那还叫秤吗？”
后来日子慢慢安稳了，陈守义开了这间公平秤铺子。不管是谁来称东西，他都多给半两。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沽名钓誉，他都不辩解，只是擦着他的铜秤，笑眯眯的。
傍晚时分，巷口来了辆吉普车，下来两个穿中山装的人。为首的那个四十多岁，戴副眼镜，气质儒雅，身后跟着个年轻小伙，手里拿着个公文包。
“请问，是陈守义先生吗？”眼镜先生笑着问，态度很客气。
陈守义点点头，把铜秤收进柜台：“我是，二位有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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