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当然支持你们，只是打打预防针。”
“对，这条路会非常非常难，它不是真空管到晶体管那种换汤不换药的小修改，而是整个体系推导重来。”相晓桐说，“你们愿意做，我们支持，前提是你们做好啃硬骨头的准备！”
“我们也有个别同学反对改进制，认为重头再来太难了，在现有二进制基础上略作改良即可。”袁天罡笑道，“但我们讨论了五分钟，绝大部分人想试试。”
“一方面是相院长您的课堂内容给了我们勇气，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先驱的尝试。”杨玉道。
“我的课堂内容？”相晓桐挑眉。
“上世纪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起步很猛，一度业界霸主，在关键节骨眼上出现畏难情绪，选择在容易方向上做改良，砍掉了更困难方向的研发团队，导致连续错失关键技术的先机，一次次丢城失地，最终一蹶不振。”杨玉说。
“比如大规模集成电路刚兴起的时候，贝尔实验室副总裁称其为大规模白痴，握着一堆芯片的核心技术，却没率先把芯片发展起来，沿着老路去走死胡同。还有结型晶体管和MOS场效晶体管之争，贝尔实验室搞了十多年的结型晶体管改进，不舍得从头再来，咬牙继续做结型。结果几十年后整个市场全是MOS场效晶体管。”
“我们课后讨论，觉得贝尔实验室属于典型的船大难掉头，惰性蒙蔽理智，看似决策慎重严谨，实际上就是在犯懒。而小公司想崛起，唯一办法就是在大公司犯懒时加倍勤快，主动去啃颠覆性技术，我们瞄准的颠覆性技术之一，就是抛弃二进制！”
相晓桐笑容欣慰，“就像一场豪赌，你们很有勇气。”
“对，一场豪赌！我们也讨论过，不能单纯的莽和刻舟求剑，历史存在幸存者偏差，赌赢的故事流传下来了，但不知道有多少没赌赢的人尸积如山，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袁天罡道，“所以我们也参考了业界关于三进制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