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一定的权谋之术。
这些都符合一个政治强人的性格。
而唯有这样的人，才有可能顶住庞大又强大的士绅阶层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
至于苏轼？他虽然是保守的旧党领袖，但赵俣却相信他的思想并没有固步自封，他的内心深处应该一直藏着一份对苍生的深切关怀与对国家未来的忧虑。在推行王安石的新法的问题上，他有过犹豫与反对，但那是因为他坚持心中的仁政理念，不愿见百姓因急功近利之政而受苦。而士绅一体纳粮与摊丁入亩都是为减轻百姓负担、促进社会公平之良策。赵俣觉得，他除非是沽名钓誉，否则应该不会让自己失望才对。
见赵俣的目光落在了他的身上，蔡卞整理了一下衣襟，清楚明白地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臣愿推行此策，为陛下、为国家分忧解难，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惜！”
苏轼毫不示弱地说：“臣请求推行此策，纵然声名狼藉、粉身碎骨，臣也要将这安邦定国良策推广下去，不成功，便成仁！”
赵俣看着蔡卞和苏轼，大赞：“有臣子如此，我大宋何愁不兴也！！！”
也不知道是被蔡卞和苏轼的话给感动到了，还是终于下定决心了，亦或是明白不支持赵俣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他这个宰相也当不长，章惇出列拜道：“陈御史所谏，乃强国不二良策，臣请求总览此策，将士绅一体纳粮、摊丁入亩一分为二，教蔡少保及苏院事一人负责一项。”
赵俣听明白了，章惇的意思是，将来一旦出事了，他愿意帮自己背这口；黑锅。
老实说，一众宰执的反应已经远超赵俣预期了。
最重要的是，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这个必定困难重重的国策可以推动了。
这让赵俣很欣慰，他心想，‘明清大臣，或谨小慎微沦为传声筒，或在危局中推诿自保，着实是少了些担当与风骨。反观我大宋，范仲淹“先忧后乐”躬身戍边、革新朝政；王安石以“三不足”魄力力推变法，不惧谤议；苏轼贬谪途中仍治水修堤、造福百姓。他们既能在朝堂据理力争，又能扎根地方实干，既有“为天地立心”的担当，也有突破陈规的胆识，这是明清臣子难以企及的。’
赵俣不再废话，也没再去问普通大臣的意思，而是直截了当地下旨：“章惇、蔡卞、苏轼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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