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在丈量土地时，他们利用宗族势力威胁里正、衙役篡改田契，将名下土地隐匿起来；又或是勾结地方胥吏，在赋税征收环节层层加码，把本该士绅承担的税负转嫁到普通农户身上，激化朝廷与民众的矛盾，妄图引发百姓对新政的不满。
还有些士绅会凭借在文坛、学界的影响力，煽动文人墨客撰写文章抨击新政，将“士绅一体纳粮”歪曲成赵俣横征暴敛，把“摊丁入亩”污蔑为赵俣破坏祖宗成法。他们还会在各地书院组织辩论，借讲学之名传播反对言论，试图从舆论层面动摇新政的根基。
更有甚者，可能会暗中在州县间制造骚乱，扰乱正常的赋税征收秩序，或鼓动谏官，公然抨击新政、抨击执行新政的官员，离间赵俣与朝臣的关系，从内部瓦解新政推行的力量。
这些软刀子虽不见血，却比明火执仗的反抗更难防范，也更考验赵俣君臣的智慧与手段。
赵俣凝视着案头的烛火，火光摇曳，映照着他深邃的眼眸，其中既有决绝，也有忧虑。他深知，要想彻底改革，就必须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奶酪，而这些人，往往是最难以撼动的。士绅阶层，作为赵宋王朝的基石之一，其影响力根深蒂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彻底屈服，这肯定是一场长久的战争。
果然！
赵俣君臣的担心很快就成了现实，离京畿地区最近的京东东路、京东西路、京西南路、京西北路，最先将推行《士绅一体纳粮》和《摊丁入亩》送回来了反馈。
赵俣将各个地方官员上报的丈量出来的土地面积拿给张纯和叶诗韵一看，她们立马就断定，这些地区的士绅隐匿了大量的土地。
其实，这数据差得实在太离谱了，都不用张纯和叶诗韵看，或者用大臣去推算，赵俣都能看出来，这里面的猫腻很大。
可问题是，有猫腻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而且，各地的地方官都上奏章反映，他们在丈量土地的过程中，遭遇了极大的阻力。
一些士绅威胁、恐吓丈量土地的里正和衙役，声称他们若敢如实上报其土地情况，便要让他们的家人亲朋在当地无法立足；
还有一些士绅买通丈量土地的里正和衙役，使得他们甘愿冒着被朝廷处罚的风险，为士绅隐匿土地；
更有甚者，丈量土地的里正和衙役就是士绅的族人、门客，他们的职务都是士绅给他们谋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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