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法，到去年迭代的第六代隐私保护框架。哪些代码是他姐姐写的，哪些代码是他徒弟写的，哪一段因为优化过度被客户投诉过，哪一行曾经因为他熬夜到凌晨四点而多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缩进错误。
美国专家指着一行注释问：“这个‘//别骂我’是写给谁的？”
姚厚朴沉默了三秒。
“写给我姐的。”他说，“上线前一天我偷偷加了个功能，怕被她发现。”
会议室里有人轻轻笑了一声。
姚厚朴没有笑。他看着那行十几年前的注释，屏幕的光映在他眼睛里，像很远的地方亮着一盏灯。
“后来，”他说，“我姐上线前审查代码，发现了。”
“她骂你了吗？”
“没有。”姚厚朴顿了顿，“她把那行注释留下了。她说，以后你徒弟看到，就知道你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这是施特劳斯的第二十一次意外。
他见过很多天才。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在硅谷实验室的白板前，在剑桥大学那间诞生过十六位诺贝尔奖得主的茶歇室里。
但他很少见到一个人，会把十五年前的注释留着。
——因为他姐姐说，这样后来的人就知道，他也不是一开始就会的。
第十五天，施特劳斯第一次行使了他的“旁观权”——不是介入任何决策，只是静静地旁观。
旁观的对象是林晚。
那天的日程是林晚“梳理历史争议事件”的第四次汇报会。前三次她分别汇报了数据泄露事件的完整始末、荆棘科技胁迫的全过程、以及公司内部调查组对她的约谈记录。
施特劳斯旁听过无数企业的“危机公关汇报”。那些汇报通常配得上“精心准备”四个字：幻灯片精美，数据图表严谨，关键词都经过法务部门逐字审核。汇报人西装革履，目光坚定，把每一次危机都讲成“成长的代价”，把每一个错误都转化成“宝贵的经验”。
林晚不一样。
她没有穿正装。一件浅灰色的针织开衫，袖口有点长，遮住了半截手指。她面前没有投影，没有演示文稿，只有一本黑色硬壳笔记本，封皮已经磨损，边角泛白。
汇报开始前，她沉默了很久。
施特劳斯以为她在酝酿情绪。他见过太多这样的场景——汇报前深吸一口气，喝水，调整话筒，然后开启“真诚模式”。
但林晚抬起头时，眼眶没有红，声音没有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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