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的尾巴拖得很长，蝉鸣还在校园老樟树间此起彼伏时，我已经领着父亲踏进了我的单身宿舍。推开门，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水泥地上，映出父亲有些局促的脚步——我不知道这是他第几次走进我工作的地方，也是我在外漂泊四年后，终于能稳稳接住他当年为我撑起的那片牵挂。
1993年我停薪留职南下广州时，心里最放不下的就是这份教师工作。那时通讯不便，学校的通知、档案的交接，全靠父亲靠双腿在马伏山与清流校园来回奔波。每次写信到村支书家，父亲总在回信中说“都妥当了，你不必牵挂”，却从没提过他冒雨去镇上开证明，顶着烈日到学校递交材料的辛苦。直到1997年我辞职返乡，重返校园，才从覃校长与同事口中得知，那些年父亲几乎成了学校的“编外后勤”，逢年过节总会来宿舍帮我打扫，甚至在我宿舍窗台上种了一盆兰草，说“让屋子有点生气，你回来也舒心”。
宿舍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大木衣柜便占满了大半空间。我把靠墙的位置收拾出来，铺上新洗的床单，又从后勤陈老师那里借了一把竹椅放在窗边。父亲摸着书桌边缘，指腹划过我备课写满的教案，忽然说：“这桌子跟当年你刚教书时那张一样，就是油漆亮些。”我心里一酸，想起当年我走时，也是这样一张书桌，父亲帮我收拾书本时，反复叮嘱“不管在外混得怎么样，教书的本事不能丢”。如今我回来了，他终于能坐在我宿舍里，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傍晚时分，校园里的暑气渐渐消散。我领着父亲往新街走去，一路上他东张西望，眼神里满是新奇。“这路修得真平啊，”他指着水泥马路，“当年我来学校，都是土路，晴天一身灰，下雨一身泥。”新街比我离开时热闹了许多，沿街的店铺亮着暖黄的灯光，小吃摊的香气扑鼻而来。我们选了一家露天的小炒店，找了张靠树的桌子坐下。
“老板，来一盘青椒炒肉丝、一份凉拌黄瓜，再来两瓶冰冻啤酒。”我熟门熟路地报着菜名，父亲则盯着邻桌客人桌上的酸菜鱼，眼神里带着些向往。我立刻追加：“再加一份酸菜鱼，微辣。”父亲连忙摆手：“不用不用，够吃了。”我笑着按住他的手：“您当年帮我跑前跑后，这点算什么。”
啤酒端上来，冰镇的玻璃瓶外壁凝着水珠。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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