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九验收的日子越来越近。县文教局的领导来了好几次，检查档案、看教室、看宿舍、看食堂。每来一次，就会提出一堆问题：“这个数据不够准确”“那个材料不够规范”“这个展板要重做”“那个标语要更换”。
我只能一一记下，然后加班改。有一次，领导指着一份“辍学学生情况说明”说：“这里写得太简单了，要写清楚原因，还要写学校采取了哪些措施。”
我解释：“这些学生有的是随父母外出打工，有的是家庭困难……”
“不能只写‘随父母外出打工’，要写具体，比如‘父母在广东东莞某电子厂打工，学生随迁就读’。”领导说，“还有，学校有没有家访？有没有联系当地学校？这些都要写进去。”
我只好回去，一个个打电话、家访，补充材料。
有个叫李强的学生，辍学去了南方打工。我给他家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奶奶。
“姚老师啊，你别找他了，他在外面挺好的。”老太太在电话那头叹气，“家里穷，他爸妈又不在家，他不出去打工怎么办？”
我问：“您知道他在哪个城市吗？具体在什么地方？”
老太太想了半天：“好像是在深圳，具体我也不知道。”
挂了电话，我愣了半天。
这样的学生，我该怎么写他的“详细情况”？
最后，我只好在材料里写：“学生随父母外出务工，具体就读学校暂未联系到，学校已多次与其监护人联系，并将继续跟进。”
写完这一句，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在自欺欺人。
朱玲看我越来越忙，干脆周末也不回城了，陪我帮我。
周末的校园很安静。学生都回家了，只有几个住校的老师在。风吹过操场，卷起几片落叶。
朱玲会提前买好菜，在学校的小厨房里做饭。她的手艺不错，会做红烧肉、炒鸡蛋、炖鸡汤。
“你再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拖垮的。”她一边切菜，一边说。
“等普九验收过了就好了。”我坐在旁边，帮她洗菜。
“过了普九，还有别的检查。”她叹气，“这当老师的，就没有轻松的时候。”
我笑了笑：“习惯了。”
吃完饭，她会帮我把材料分类、装订。有些表格需要复印，她就帮我一页一页地放进复印机。
“这个字写得真难看。”她拿起一份我手写的材料，笑着说。
“你懂什么，这叫有个性。”我反驳。
“我看是写得太急了。”她摇摇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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