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哟！建国？稀客啊！”
一声带着京腔的招呼响起。
党建国循声望去，正是前院的阎大妈，正坐在垂花门外的椅子上摘豆角。
她脸上带着惯常的精明笑容，眼神里却透着真切的惊奇：
“可有些日子没瞅见你了！你们那单位……
到底在哪儿猫着呢？咋跟钻了地洞似的，十天半个月不着家？”
党建国停下脚步，脸上堆起温和的笑意：
“阎大妈，您好。
单位在城外头呢，离得远，平时就住厂里宿舍了。
这不，刚得了假，赶紧回来瞅瞅。”
阎大妈一听，腰杆不自觉地挺直了几分，话匣子也打开了：
“哎呦喂，要我说啊，还是在家门口上班好！
你看咱们院儿里这些老少爷们儿，轧钢厂的、副食店的、合作社的，甭管多远，那下班铃一响，蹬着车就回来了！
热炕头、热乎饭，那才叫过日子！你看我们家解成——”
她语气里的自豪几乎要溢出来，说到
“现在可是街道办加工厂的正式工了！一个月稳稳当当二十七块五！下了班，溜溜达达就到家了，多美！”
“是吗？那可真是大喜事！” 党建国由衷地捧场，“解成兄弟出息了，端上铁饭碗了！”
“那可不！” 阎大妈笑得见牙不见眼，“等再过两年，给他寻摸个踏实能干的媳妇儿，我这心啊，就算落听（踏实）喽！” 她仿佛已经看到了儿孙绕膝的美满光景。
“到时候您老就擎等着享福吧！” 党建国顺着话头恭维道。
阎大妈笑得合不拢嘴，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
在这1950年代的四九城胡同里，一个小老百姓最大的安稳和盼头，或许就是一份旱涝保收的正式工，一个能传宗接代、安稳度日的家。
这份朴素的悲欢，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底色。
推开自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小院里静悄悄的。
党建华还没放学。
党建国放下行李，长长舒了口气。
难得的清闲时光。
他走进低矮的厨房，熟练地生起煤球炉子。午饭很简单：小半碗珍贵的白米混着大半碗小米高粱米（杂粮饭），又切了几片油光发亮、咸香扑鼻的腊肉铺在上面，一起放进蒸锅里。
没有砂锅，这便算是穷人家版的“煲仔饭”了。
炉火舔舐着锅底，腊肉的油脂慢慢浸润到米粒中，散发出诱人的混合香气。
午后，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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