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人仍然一脸茫然。
他们还不清楚，余切是立下了何等的雄心壮志。
现场立刻有学生问他：「只有这两类人吗？第三世界国家还有许多人是做的是翻译工作，也就是把相关知识引入到本国来，这难道不也是研究者？他们没有数据，缺乏实践————本国也支撑不了他们的研究。」
科尔奈摇头，并伸出胳膊平放在自己的胸口处，道：「在我这样的人的眼光中，我想那些人可以是翻译者甚至是教育者，但谈不上研究者一他们甚至没有结合本国提出新的东西来。」
文章在国内也有较大反应。
这是因为90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外开始流行起「改革」的相关辩论。一种观点认为，眼下的关键是加速私有化，彻底消灭掉国有制；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关键是创造有利条件，使得私有部门从下到上发展起来。
这两种观点之间爆发了很多次争辩。随著苏东阵营的剧变，天平越来越往前一个观点倾斜，正在拼命自救的老大哥自己就是持有观点一：如果私有化的不彻底，就是彻底不革新。
戈式坚定的认为，内地搞的是小打小闹，他的《新思维》甚至被翻译到内地，颇有一些人为他说话。
弗里德曼认为余切必定纳头便拜，也是出自这个原因。弗里德曼认为这种争论早已经结束了，没人打得了这种逆风局，余切也不行。
1991年，余切刚过完新年。他通过电子邮件和朔伊布勒定期联系，约定以东德为蓝本写学术论文，支持科尔政府在东德地区的改革。
作为回报，朔伊布勒将一些可分享的即时数据交给余切。社院前去德国访问的学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替余切带来文件给他，这些资料换算成纸质文档足有半个房间那么大，因而余切的工作量极大。
朔伊布勒在邮件中抱怨：「前东德政府隐瞒了东德的经济数据，他们的情况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好，我有证据表明，在一段时间内，他们系统性的进行了统计上的造假。」
「这不是你一开始就能想到的吗？」余切回复道。
「是这样，但我们付出的经济代价，要比我们想像中的还要大。你知道吗？
团结税现在高得可怕，却还不够用！我们不得不重新进行统计，我们不再信任过去他们政府的工作。」
是啊！但这就是余切要联系朔伊布勒的原因。
朔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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