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人是克格勃派来的特工，燕京或者是莫斯科，或者是柏林和其他什么地方————他能控制人的心智，让这些人听命于他！」
罗丝反而比弗里德曼更理智一些，罗丝直言道：「德国现在是一个怪胎，既有市场，又保留了大量的东德企业，科尔一直被我们批评————现在他们抓住了机会，当然要为自己的政策来辩护。」
「科尔也是个混蛋！这个人还要当到什么时候？他什么时候下台？！」
罗丝说：「科尔刚竞选成功不久，恐怕还有很长时间。」
弗里德曼无奈道：「为什么是德国？为什么是科尔？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偏偏决心保留一部分计划体制；如果他们这样一个怪胎能够成功，到时候人们会怀疑，芝加哥学派的真实作用！」
1991年是不同寻常的一年，这一年发生太多事情。
苏联行将就木，却也开始为自己辩护。这一年，写出《新思维》的戈式向公务员推荐了《计划体制》这本书，而且发布了类似于「罪己诏」一样的内部讲话：「我们过去在改革时，面临两个方向：一个是彻头彻底的重头再来；另一个是从经济上抓起，徐徐图之————过去我支持第一个方案，我认为计划体制已经无药可救，没有任何方法可以挽救这一套了————」
戈式声泪俱下的说：「可是我错了！同志们！我过于低估了改革的难处，而高估了我们还剩余的时间。」
众多原先一股脑支持芝加哥学派的苏式经济学家，纷纷把《计划体制》当做良药，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最后的时间，而实际上，这里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时间。
莫斯科，克林姆林宫。
刘祥成和戈氏约了一个专访。
采访前，刘祥成脑海里忽然浮现出余切的身影：唉，如今余切去了马来西亚，他身边的记者是不是又换了人？
派驻到莫斯科，到底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接著他摇摇头，不再多想。
虽然是《时代》周刊的首席华人记者，但是在几年前，刘祥成还是无法相信自己有一天能和这样的大人物坐在一起。他是一个华人，还是个移民一在任何国家，这都是很难出头的。
戈氏反而很了解他，主动开口说：「你是那个普立兹奖的获得者？」
「是的，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刘祥成略带惊讶道。
戈氏随即变得激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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