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们的援助呢？那是我们的机会！」戈氏绝望的问科尔。
科尔笑了：「这是1989年我许下的，但今时不同以往，你错过了。」
另一件事情是美国大统领给他的回信：华府支持莫斯科的改革，但只能依靠自身资源，而不是依靠任何援助。如果情况好的话，也许我们能有一些作用能够发挥，前提是要看到莫斯科对血煮和市场强烈的、不容置疑的忠诚。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对一个国家和一个人物的羞辱。
可戈氏还能怎么办？
他早该知道那些承诺是空中楼阁。
但他所信仰的「芝加哥学派」就过得好吗？其学派的祖师爷弗里德曼正在被余切穷追猛打，而西方国家的政商界精英们，开始重新学起了「计划体制」的好处，余切甚至有望获得之后的经济学诺奖————世界上竟然有这么荒唐的事情？
在计划体制的大本营快死了的时候，这一学说却突然焕发出新的生机。
戈氏想得到这一切吗？
也许他想得到。
戈氏对刘祥成说：「计划体制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坏，关键是我们太过于高傲，以至于不愿意有任何改进，而我们偏偏承担不起这样的高傲。」
「过于的高傲又是自卑的表现，这正是我们的弱点。无论是计划还是市场，不应当存在任何的优劣之分，它只是一种方式，把它当做信仰是可笑的。」
戈氏娓娓道来。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了余切相关的事情，刘祥成意识到，《计划体制》以及余切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一定在莫斯科内部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因此，刘祥成忍不住问戈氏：「在莫斯科，余切也很出名吗？就如同我想像的那样？
「」
戈氏重重点头，随即道：「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停的争论，各执己见，我们唯一共同赞成的是，余先生为我们写过一些有道德，有良心的话，但我们没有珍惜。」
「好在我们现在明白过来了，一切都只能靠我们自己，他们连波兰都弄不好，怎么会弄得好我们？所有人都在骗我们，我早该知道，苏联人只有靠我们自己。」
戈氏忽然又激动起来，他说话十分快，简直让人记不过来。
还好刘祥成会速记，而且还携带了录音笔。
速记是手写技巧，可以略过说话人的车转辘话，速记有专门的符号语言体系，在外人看来如同天书一般，根本不知道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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