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中国人，强起来了。”
张守任越说越激动，声音都颤抖起来。
“嗯，说下去。”巴老点点头。
王世民负责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为啥让余切去。在和南边邻居战争发生之前的三十多年，巴老作为慰问团的代表，跑到了朝鲜战争前沿阵地进行创作。
当时，巴老称呼每一个小战士为“同志”，而同志们称呼他为“老巴”。
王世民说：“我听说部队给您让出了宽敞的住所，但您拒绝了，大着胆子去到战壕那，冒着轰炸机的炮火，在罐头箱子上写战地日记和散文——这和余切拒绝回家，去更深处的猫耳洞何其像。”
这个马屁拍得到位。
他们两个原先是排练过了对话，现在十分紧张的情况下讲出来，居然觉得自己情真意切，一边讲一边想：是啊！这个余切真特么像！
如果余切不去，让谁去呢？
最接近余切地位的是刘芯武，但刘芯武为人敏感，脆弱，一般来说也和善，而他写的是那样的文章，如果日本记者来问他，他要如何讲述自己在创作什么东西？
苦难，混乱，贫穷……确实是有过的，但是够了，真的够了。
这余切长得帅，长得高，有才华，把他在那一摆——日本人就说，啊！中国的年轻人来了。
张守任已经在畅想那种场景：由余切推着轮椅上的巴老从飞机上下来，走上红毯。记者们咔咔拍照，在轮椅上的，代表过去的，站直了的那个，是将来。
此时巴老却忽然大笑起来，好一阵子后，他说：“就算你们不来，我也赞成他有个名额。”
张守任和王世民都懵逼了：为啥呢？
巴老让这两人去看《大公报》上的采访。那上面讲的很清楚了，“只有新的来了之后，才知道旧的去了。”
这个采访就是说的余切。
原来巴老自己也倾向于带上余切。
——白费一场功夫！
张守任和王世民在巴老这吃了饭，乘火车回来，他们是高贵的卧铺，卧铺底下有茶盘子，开车后中途列车员挨个桌子给旅客倒开水。另外有报纸，杂志，小人书……免费看。
张守任之所以为余切的事情跑来跑去，不光是因为想余切上进。
还因为他知道余切要装修四合院，短期要搞一笔大钱来用。张守任是一个奶妈一样的编辑，他照顾得到作者的方方面面。
他说：“如果余切能写个日本文章拿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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