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数值高。
中国去年的人均gdp按美元计，为286美元，仅相当于余切的千分之一。中国人怎么会不感到震撼？
但全美已经有数千名中国留学生了。
今后越来越多的人都出国了，有一天看到双方针对同一个题材的媒体竞赛，这多丢人啊。
邵琦就跑去找刘祥成套近乎，问他到底怎么进行创作的。
刘祥成很欣赏这个中国女记者，而且很同情她。他们两个都是1951年生人，今年都是35岁。
为啥创作的武器库差别那么大呢？
因为刘祥成高中后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而邵琦尽管是干部子弟，却有七年的时间在当土木工人和学习塞尔维亚语——这种语言从新闻上来讲，基本上给不了大新闻。
除非塞尔维亚所属的南斯拉夫联盟，有一天爆炸了，这也许会热闹一阵子。
刘祥成成说：“我拍过洛杉矶和汉城的奥运会，两国的总统站在体育馆的中心致辞，我拍过甘地夫人遇刺，我拍过阿富汗战争……之后我长期呆在燕京，我感到会有下一个了不起的新闻诞生。”
“那你为什么来了哥伦比亚，来了波士顿？”
邵琦忍不住问。
刘祥成真的想指点她：“因为新闻需要聚焦。一个时代虽然是无数人共同造就的，但我们不可能拍摄全地球那五十亿人，在我们的新闻中，有一些聚焦的人物和瞬间，足以代表这个时代！我们要跟着这样的人跑。”
“余切虽然不在中国，但他现在是中国的一部分。”
邵琦若有所思。
难道是跟着领导跑吗？
领导在哪，我在哪？
刘祥成不知道她想什么，继续道：“有一天我看到，一些燕京的大学生来买《时代周刊》，他们是凑钱来买的。我太知道他们花了多少钱买书，但他们真的很快乐。”
“所以余切是这样的人。我们得拍摄这样的人。”
刘祥成的解释没有让邵琦完全满意。
她觉得双方文化不同，确实存在一些差异。而且，刘祥成这种拍摄手法是宗教式的，就是说，他会把每一个主人公都拍摄得像时代注定，就像是某种宿命论一样。
中国人是不相信宿命论的，有没有那种更合适的讲故事手法？
邵琦冥思苦想，她天天都跟在余切后面。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