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回忆说30年前设计某某项目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盛况。
连续几个项目相继启动之后，海科公司与设计院进行了一次收益分配，设计院一次性地拿到了60万元的创收款，财务状况顿时好转。
院里给所有人发了一次奖金，安抚了一下那些还没有机会参与海科公司项目的职工，各种非议也就消停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时候对海科公司唧唧歪歪，相当于动了全院职工的奶酪，是容易犯众怒的。
在化工设计院因为引入了一条鲶鱼而变得鸡飞狗跳的时候，高凡策划的另一条鲶鱼却是趴在岸边上奄奄一息了。
新成立的第四维度文化传播公司里，袁小艳正在对高凡大倒苦水：
“高总啊，你上嘴皮一碰下嘴皮，我就扔掉了体制内的金饭碗，跑出来办了这么一个破杂志，还要承担起你老人家提出的弘扬民族自信心的重任。现在公司也已经注册了，刊号也已经拿到了，你就撒手不管了？”
“什么叫撒手不管了呀。”高凡坐在沙发上，端着一杯茶，笑呵呵地说道，“我这是充分尊重你们的独立思考，不用资本的力量干涉你们的创作自由，这不就是你们文化人孜孜以求的吗？”
“你这叫不涉创作自由吗？我这个刊物还没成立，你就限定了我们的方向，必须为你们这些民族工业党唱赞歌，我们这是戴着镣铐跳舞好吧。”
“说得有哪家媒体不是戴着镣铐跳舞似的。BBC、CNN、FOX，你去问问他们的主编，他们敢不敢对他们的金主说个不字？”
袁小艳无语。
在她所处的圈子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坚信西方媒体是绝对自由的，想骂谁就骂谁，连尼克松都能给掀翻了。她自己一度也是相信这一点的，并且成天长吁短叹，说中国的媒体不自由。
后来，高凡引导她看了一些国外的资料，并给她做了讲解。她惊异地发现，那些自诩自由的西方媒体其实都是有派别的，它们的确是经常骂人，但它们骂谁不骂谁，并不是源于媒体人的新闻道德，而是服务于各自金主的政治或者经济利益。
读书的时候，袁小艳曾经接受过一种观念，说一个有良知的记者应当是“对事不对人”，永远只是报道事实，而不卷入人事纷争。反观西方媒体，恰恰是对人不对事，自己党派做的事情，他们便大吹法螺，对方党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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