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扑面而来的各种五花八门的异邦文化所产生的疏离和隔阂感，使这群犹太精英更感挫折;而囚虏身份的来历，又像揭不掉的疮疤，时常刺痛着他们的自尊。这些满含悲怆和忧伤的心情从《旧约.圣经》的《诗篇》中悲愤地流出：
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
一追想锡安就哭了。
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
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歌唱;
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
“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
我们怎能在外邦唱主的歌呢?
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
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
我若不记念你，
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
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
为了排解这种被命运抛离的凄凉情感，为了驱散这种被民族苦难所缠绕的孤寂心情，巴比伦的犹太人比在祖国时更多地相聚在一起，他们或者集体地追忆故乡，或者群议和学习摩西的律法。不久后，我们将会惊奇地发现，也就是这种自发而自然的行为，成为犹太教和世界宗教历史上最重大事件诞生的先导。
不过，与精神的痛苦相对照，巴比伦犹太人的物质生活的重新建立似乎要容易得多。位于两河流域的巴比伦，土地肥沃，气候也更为温润，成为物产丰富的温床;而繁华的城市和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使巴比伦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国际贸易的大都会。这些有利条件使这群聪慧而又丧失了土地的犹太精英们，似乎都很自然地选择了商业和各种高技巧行业，他们很快就在事业上获得了成功，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成为了当地有名的富户，还有的犹太人甚至成为了巴比伦帝国的高级官员。
犹太史学家阿巴.埃班认为，这个时期的犹太人，不仅在适应环境上具有超常能力，迅速改善了生活物质条件，而且生活水准已经超过了他们在故土时的水平。其实，这一点也十分重要：这不仅让他们能够快速地恢复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也能够让他们更快地认识到耶和华上帝将惩罚降临于他们，的确是要让他们得到煅炼、重新做人，成为能适应各种境遇的优秀子民。在流放的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更加紧密的民族团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