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但客观上却没有这样的能力。再次，中国是一个世俗化的国家，人们的行为主要靠自我、家庭(家族)的约束，但这种约束是道德上的。在清代，很多人认为吸食鸦片只是一种纯粹的个人行为，它是否有违道德常引起人们的争论。因而这种约束是相当松懈的。
林则徐的禁烟，无疑是顺应民意、大快人心的爱国主义的行动。但是，与林的禁烟行动相比，另外一批官僚的主意简直蠢不可及，他们竟主张“中国人的鸦片战”，即中国人以自己种植和生产鸦片来对抗外国的鸦片，可连他们自己也未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禁绝国外的鸦片，而且导致了鸦片的进一步泛滥：从沿海到内地，从内地到边境;从城市到农村，从衙门到皇宫，几至形成全民皆吸的盛大场面。鸦片的广泛种植增加了政府的税收，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鸦片的进口，然而此举带来了更为严重的恶果，一方面鸦片种到哪里，新的瘾君子就扩展到哪里，因为鸦片种植者往往就顺理成章地成为鸦片吸食者;另一方面，本来就非常宝贵的耕地种上罂粟后，导致粮食供应更加紧张，再加上灾荒与社会混乱，人们生活于绝望和痛苦之中。清政府也是陷入了怪圈：禁种吧，不仅税收减少，而且会鼓励进口和走私;不禁烟吧，禁烟法令肯定只能流于表面和形式。最后，政府只能采取明禁暗放的政策，任凭鸦片泛滥。国民党执政时期，这种情况没有改变。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侵略者继续鼓励中国人种植和吸食鸦片，他们想从灵魂深处彻底解除中国人的武装。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痛下决心，采用一切强制手段消除鸦片隐患，到1960年，几乎所有的中国大陆吸毒者都成功戒掉了毒瘾，鸦片这个魔鬼终于结束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