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两者表面相安无事，背地实则暗流涌动。
康熙皇帝执掌大清江山后，面对三藩尾大不掉日益耗费国家钱粮的情况下，犹豫不决的康熙皇帝组织召开了多次御前会议，听取了皇室各大重臣的关于撤藩的意见，经过多次朝会清廷内部仍旧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其实对于康熙来说，对于撤藩这种牵一发而动全身关乎大清国运的重大决策，就连康熙本人都没有思虑成熟，否则他就不会频繁密集的召开撤藩会议，而越是高度机密的决策政令，参与的人自然越少越好，否则，国家危矣!然而由于康熙大张旗鼓的举动，撤藩的音讯早已传入吴三桂的耳中。吴三桂被逼反清已经成为板上钉钉的事实。
1673年11月21日，吴三桂高举“兴明讨虏”的旗帜兵分三路挥师北上，关宁铁骑一路势如破竹直捣长江以南，各地汉人闻风而动纷纷响应，云南、贵州、湖南、四川四省相继在不到三个月内落入平西王之手。
此时风头正盛的吴三桂部已攻取长江南岸的松滋，对面的贯通“七省通衢”的荆州重镇更是指日可下，而长江以北的清军此时尚未完成集结，康熙皇帝也被吴三桂突如其来声势浩大的造反形势打的措手不及。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吴三桂驻兵松滋三个月内，却迟迟未见饮马黄河、直捣黄龙的举动，手下谋臣纷纷建议吴三桂应一鼓作气渡过长江剑指黄河，但吴三桂却依然不为所动。
这就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了，在封建社会谋逆造反是凌迟诛九族的大罪，对于多年纵横疆场的老狐狸，吴三桂不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箭在弦上既已发出，岂有收回的道理，缘何吴三桂未能把握时机突破长江天险直捣帝京呢?
我认为吴三桂没有抓住有力战力乘势渡江北上，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首先，吴三桂“欲出完全”。出兵跨过长江挥师北上就意味着吴三桂要集结现有占领区内的所有兵力方能逐鹿中原，而仅以临时驻扎在松滋的兵力显然无法与长江以北、乃至黄河以北的清廷军力相抗衡，倘若安稳驻扎于江南之地，即便北伐不成，亦可据江而收，甚至划江而治。
其次，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尚在北京留作人质，冒然出兵北京必定祸及爱子。根据史料记载，吴三桂驻军松滋期间曾以书信往来于康熙，并暗中冀希望西藏喇嘛出面调停释放吴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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