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年、1754年、1760年等年份提交了6次抗议，全都无效。
美国当代学者FredericWakeman指出，海关监督的日益贪污腐化，与贸易垄断商的信用日趋不稳定及鸦片自由贸易的兴起，构成了破坏经济平衡体系的三大因素(《剑桥晚清史》)。
在强大的公权力下，“奶牛”们的选择空间越来越小。
1754年，行商中的一部分，被政府赋予了一项更严峻的任务：担任外商们的“保商”。“保商”的垄断地位得到了加强，所有外贸必须经由他们进行，其他中国商人包括行商不能染指。外商只能把货物卖给自己被指定的“保商”，并且，价格是由“保商”来确定，外商可以选择接受价格或者带着货物离开，而不能更换“保商”。
除此之外，外商们就什么都不需要操心了。根据新的法规，“保商”必须为外商安排办公室、楼房、住所，物色仆人并替仆人们作保，过驳货物等，但行商也要为外商的“奉公守法”承担第一责任。而政府对于“保商”们的基本要求，就是他们必须为行商及外商应该缴纳的各种税费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年后(1757年)，外商们选择港口的权利也被取消。帝国中央颁布的一道法律，确定广州是唯一的外贸港口，“它的目的是要把商人们紧密集结在一起，以便使贸易的管理和监督更加容易，尤其是使关税的征收更加方便。”(《简明英国经济史及理论》)外商们对于“一口通商”的任何抗议，都毫无结果，只能就范。“一口通商”的政策，保障了广州的外贸垄断地位，也同时固化了有着先天致命问题的外贸及海关体制。围绕外贸而展开的腐败，日趋激烈。
当时担任两广总督的李侍尧，为了强化广州的“一口通商”，颁行了《防范外夷规条》，并着手恢复“公行”，以便应对集中到广州一埠的洋船。行商们此时为了获得更大的垄断利益，主动贴近政府。
这次“公行”重设，将行商们分为外洋行、本港行、福潮行三种，分别负责外洋贸易、进贡纳税和潮州福建商人货税三大板块，对西方的贸易第一次完全独立管理。
但是，这种“公行”的组织形式毕竟松散，而承担的责任又过重，10年后，当时建议开设“公行”的商人潘启，又建议关闭公行，理由是“公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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