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能否在历史上留得住名，往往有很大的偶然性。
比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个人，老王，王茂荫，历仕清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堂事务，那是正宗的“省部级”。
可是，历朝历代的“省部级”多如牛毛，有几个能在历史上记一笔。王茂荫却是幸运的，他的名字出现在了马克思的著作中。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了过680多人，其中唯一的中国人就是王茂荫。尽管他的名字并没出现在《资本论》正文中，只是记载在附注中。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历任监察御史、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及兵、吏、工部侍郎等职，是清朝货币理论家。
咸丰元年(1851年)，太平天国起义，财政危机加剧，当时有铸大钱和无限制发行不兑换银钞等各种主张，实际都是主张用通货膨胀的方法来缓和财政危机。王茂荫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可兑现银钞，提出“极钞之数，以一千万两为限”。纸币要能流通顺利，必须注意和防止无限制发行纸币而造成通货膨胀这一弊端，以便“无累于民”而“有益于国”，被议驳。
咸丰三年(1853年)，针对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所谓铸大钱，指铸造钱体和重量都有所增加，而钱币面额价值则增加得更多的货币，这使得铜钱的名义价值远远超过本身金属材料的价值。)，上《论行大钱折》，严加批驳，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能以为千”、“若奸人以四两之铜铸两大钱，即抵交一两官银，其亏国将有不可胜计者”铸大钱必然使得物价上涨。同年3月咸丰准添铸了“当百，当五百，当千”的大钱，结果在流通中造成极大混乱，加之上述发行的不兑现的“宝钞”，使通货膨胀愈演愈烈。
咸丰四年(1854年)，针对清政府发行不兑现的纸币官票、宝钞严重贬值，市场极其混乱的情况，三上《再议钞法折》，这实际上是他关于改革币制、缓和危机的第二方案。这个方案中提了四条补救措施，集中到一点，即坚持主张将不兑现的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反对铸造当百和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试图用兑现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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