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
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
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
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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