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而是有很重的人命赔偿和安慰苦主的因素。当然，也含有对杀人者加重惩罚的意思。
实际上这项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完全执行，至元二年开始实施杀人犯罪须赔偿“烧埋银五十两”，杀人犯罪者实在拿不出五十两银子赔偿，“征钞一十锭”顶替烧埋银也行，到了至元十九年，烧埋银“征钞二锭”。
“钞”是忽必烈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发行的纸币，二贯合银一两，十五贯合金一两，后来这种纸币渐渐成为不可兑换现银的纯纸币。元蒙和南宋战事不断，元蒙政府加大发行额，造成纸币贬值，物价上涨。反映在司法实践中，以纸币顶替白银充当烧埋银，必然大打折扣。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中书左丞相耶律铸上疏元世祖忽必烈，对烧埋银制度提出修订意见。耶律铸是蒙古初立汗国时的名臣耶律楚材的儿子，他继承其父“以儒治国”的家教，辅佐忽必烈治理国政。针对烧埋银问题，耶律铸认为杀人一命“征钞二锭”做烧埋银，处罚太轻，应该“依蒙古人例”：“犯者没一女入仇家，无女者征钞四锭。”
在至元二年到至元十九年这十七年里，司法官员将烧埋银“五十两”减至“征钞二锭”，这说明在实践中，五十两烧埋银的数额太大，缺乏征收可能，政府才会主动减征。白银是从清代才由欧洲大量流入中国，元代之银价较之后来要贵得多，按照史籍记载，有些罪犯家中因赔偿烧埋银，而不得不将“女孩儿折烧埋银”。
只要出了人命均征烧埋银
元代以前，中国法律对犯罪被害人的利益及保护没有专门的规定，皇帝和官员关心的主要是惩罚犯罪。虽然法律上也出现过要求“过失杀人”者给付死者之家丧葬之费的规定，但其立法本意并非是为被害人利益，而且数量甚少，不成系统。只有元代出现的烧埋银制度，才是真正的人命赔偿制度。
烧埋银制度不仅仅是赔偿丧葬费，征收烧埋银的充分必要条件是被害人的生命权遭到了侵害。其征收与否跟杀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刑罚是轻还是重，均没有关系。只要侵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就征收烧埋银。反之，如果杀人未遂，或者并非对生命的非法剥夺，杀死的是“应捕杀恶逆之人”，则不征烧埋银。
元代法律区分犯罪的具体情况，《元典章》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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