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似的道路。他们之所以兴起之初可以与大宋政权分庭抗争，屡占上风，凭借的是他们极具战争力的军政组织。辽有“斡鲁朵”和族军，金有“猛安谋克”，他们都实行兵民合一的制度，在励精图治的帝王指挥下可以所向披靡。然而，当他们功成名就、建立一个以汉族文化为主导、帝王专制的传统农耕政权之后，随着原来的政权组织形式的急剧变化，制度的缺陷便日渐凸显出来了。这首先表现在其原来自身制度上的先天不足和不适应性。金朝的猛安谋克军的战斗力持续下降，即使统治者施以丰厚的兵饷也无法遏止。
其次，在处理作为统治者阶层、即少数民族的女真族，与作为被统治者阶级、即主体民族的汉民族的关系问题上，没有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道路。金朝在控制了江淮及大散关以北的广阔的汉族传统聚居区之后，为统治中原，将百万以上的女真人徙置于黄河下游人口稠密地方，是以牺牲汉人利益的办法去救济女真人的。然而，此举既没有解决农耕经济形式下女真人日益贫困的问题，反而导致汉人刻骨的痛恨。他们不仅抢占汉族最富庶的耕地，为了增加日益增大的生活和军事开支，又不断加重汉族的赋役。女真人与汉人的矛盾恰如史籍所言：“盗贼满野，向之倚国威以重者，人视之以为血仇骨怨，必报而后已”。
第三，河患也是促进金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在金控制江淮以北之时，河患泛滥成灾，连年不断。更为不幸的是，黄河似乎也与女真人作对似的，自从金室南迁后，黄河竟然改道，不再北流，而是流向东南。河患的范围非常广泛。河患进一步加剧了统治阶层与汉民族的矛盾，各地反抗的怒火从未停息。
金朝以马上得天下，在治理天下时，却遇到内外矛盾。金朝对外一直受到北宋、南宋、西夏、蒙古和高丽等政权的牵制，稍有闪失，就会被颠覆;在内，在安置女真族和处理汉族关系问题上，产生了新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些矛盾始终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统治阶级内部血腥的权力斗争，又在腐蚀着政权的大厦，面对着强劲的蒙古旋风，它的灭亡似乎也就不难理解了。
蒙古元朝也是走的这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