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少，因而到了晚年，对“老”、“死”一类的字眼忌讳莫深。如乾隆四十四年，直隶的一个能人智天豹，数十年修得一本万年历，为讨好乾隆，特托人献给乾隆一本。不料，乾隆看后，发现该历只编到乾隆五十七年，越品越觉得不对头，这小子岂不是在变着法子咒朕早死?智天豹因巴结皇帝而掉了脑袋，冤情至深。可能直到死时，他方体悟出“伴君如伴虎”这句老话的深刻内涵：皇帝老儿跟前的马屁精可真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可以说，清朝前期的文人们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野史上讲到一个刘三元，此人神经有毛病。某日，他疯气一犯，对着衙门大喊：我乃汉室后裔，要众官扶持。此等书面语言，大老粗是说不出的，这个刘三元很可能是位落第秀才，因屡试不第，压抑而疯。可惜，乾隆政府并没有因精神的问题赦免他，判他个一刀之刑。
但比起另一位因在书信上写“坤治”年号被凌迟的江西疯子，一刀亡命的刘三元算是幸运了……文字案一桩接着一桩，虽说不是一窝风的大型运动，但这种零星不断持久战比集中战威力更大，给文人造成的心灵恐惧更是持久。文人个个心惊胆战，背着脑袋“爬格子”，用字用句皆小心翼翼，前后关照，审了又审，小心得不能再小心了，可依然不能保证全家老小的性命。当然也有不怕死冒大险写诗的。文字狱大兴其间，就有能人作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大概就是对外夷皇帝们咬文嚼字功夫的一种极力反抗。
乾隆这位可爱的“十全老人”咬文嚼字的功夫也的确了得，他不但火眼金睛，还有骨头里面挑刺的癖好。到他这一朝，忌讳的字眼不断扩大，从明显处到隐晦处，从字面义到引申义，层层推敲，让文人们防不胜防，一旦被他揪住小尾巴，他根本不会给你留申辩的余地，一瞬间便能让你体会到啥叫“祸从天降”。
当身上的小肉片在刽子手的刀下如同雪花飞舞之时，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得罪了皇帝老儿?哪个字眼戳到了他的讳处?只得带着重重疑问和极刑的疼痛到阴间去细揣细问了!
比如，杭州卓长龄著《忆鸣诗集》，“鸣”与“明”谐音，被人指为“忆念明朝”，上报给乾隆。乾隆帝一看，问题更是严重了一层，连卓氏的家人都携带着一齐深恶痛绝之，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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