邑，而是在这个偏僻村落来开设这家工厂。大致上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7000两白银的经费，在置办设备、雇佣劳力后显得过于拮据，很难在广州、佛山等市镇立足。另一方面，相对于市县，晚清的农村长期处于宗族自治之下，政府权力处于真空状态，无论是官府还是丝织行会全都鞭长莫及。对于蒸汽缫丝这个新生异类来说，等于躲过了麻烦。
事实证明，陈启沅的判断是正确的，新式工厂也是成功的，成功体现在他的生产能力和产品附加值上。时任南海知县的徐赓陛在其公牍《不慊斋漫存》中对于继昌隆缫丝厂蒸汽设备的生产能力有过大致的计算，他写道“每一个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由此不难想象，蒸汽机械的出现确实严重影响了手工织工的生计。据统计，截至到1881年前后，继昌隆缫丝厂的规模已经相当可观，大约增到了八九百人。照此推算，仅继昌隆一家就抢去了近万手工工人的饭碗。
当然，这还不是最要命的，在当时来讲，中国丝商基本上还没有营销手段的概念，因此产品质量就成为了影响价格与市场的关键。19世纪以来，中国丝织品质量的下降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19世纪初，就已经有英法商人公开站出来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工艺以及产品包装的粗糙。
1873年5月3日，一位外籍人士在开设于上海的英文报纸《北华捷报》上撰文称，“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中国生丝在欧洲的真正地位并且尽一切力量加以改进”、“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的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
陈启沅的新式工厂的产品恰恰平息了西方人的不满。由于产品质量优良，他很快便赢得了海外丝商的信任，同时也收获了巨利。难怪他在自己晚年的著作《蚕桑谱》中不无得意地说：“成本则如是也，用茧则如是也，沽出之价，竟多三分之一。”
陈启沅的成功无疑起到了示范作用，继昌隆设立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南海、顺德两县的乡野之间机械丝织厂形成了风起云涌的态势，据1880年海关报告，当时广东全省已经有机械缫丝厂100余家，共计丝车2400架。
蒸汽缫丝企业的快速牟利，让很多人按捺不住了。其中包括手工业主、失业工人、乡绅、土匪流寇、甚至普通的仇富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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