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间利用截获的中方电报，参照中国字典等资料，开始了对电报密码的破译准备。
清朝方面对电报密码的保密其实是很重视的，并和各国一样有电讯管制措施。否则从1886年吴大五郎开始，到1894年佐藤爱麿最终破译，日本不至于用了8年时间，才最终完成破译工作。
下面就翻一翻吴大五郎这个人物的神秘身世。
吴大五郎姓吴，父亲叫吴硕三郎，是日籍华裔。
既然是中日混血，吴大五郎当然对汉、日两种语言文字都很熟悉，成了当时日本急需的“特种人才”，并被选送为明治维新之后外务省首批赴华留学生，在日本驻北京公使馆作为见习翻译学习北京官话——不对呀，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不是日夜想着脱亚入欧，向西方学习么，为何还要选派学生到中国学习?学的又是什么?
这些人表面是留学生，其实还兼刺探情报，有的干脆就是职业间谍，来华前，他们也受过相关训练。所以，除了留学生、学者之外，吴大五郎的第二重身份，正是间谍，战略层面的文化间谍。这种间谍不靠女色，也不会飞檐走壁，就是太爱“学习”，搜集、掌握你的综合国情，他们出关的时候，带走的都是公开合法出版物，行李夹层里也没有绝密纸条，这类间谍造成的破坏极大，而且防不胜防。
1888年，吴大五郎还与他的堂兄弟郑永邦合著了一本《日汉英语言合璧》，作为到中国经商的日本人学习北京官话的教科书(也可当字典用)，书中有大量涉华政治、经济、外交、商贸等内容。郑永邦的父亲郑永宁，是吴硕三郎的弟弟，后来到老郑家当养子，所以改姓为郑。
甲午战争后台湾沦陷，日本在台湾积极发展殖民产业搞经济掠夺，这个吴大五郎又出场了。1895年，吴大五郎潜入印度，调查经济情势及大吉岭(印度的茶都)茶业实况，在其《印度内地巡回复命书》总结：“已隶属于我国版图的台湾，同属茶产丰富且多瘴疠之地，我们的民政官员，有必要从事当地的文化建设，振兴当地的产业，建设另一个大吉岭。”你看，一副忘本的汉奸嘴脸。
就此，我们可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佐藤爱麿最终破译密电码之前十几年，日本出于发动对华战争、窃取中国情报的考虑，已经开始有针对性的间谍活动，吴大五郎就是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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