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就是宋仁宗赵祯。
赵佶的父亲宋神宗赵顼，20岁继位就立志富国强兵，起用王安石变法，至少其初衷是值得尊敬的，他36岁就为国事操劳心力交瘁而死。
然而，人治的问题是看什么样的人当皇帝：赵祯有赵祯的当法，赵顼有赵顼的当法，赵佶也完全有赵佶的当法，虽与儒家的“内圣外王”理想南辕北辙，帝国臣民也没有任何政治程序可以选择或改变。
北宋从王安石变法到司马光废法，整个朝廷陷入了分裂。从“元丰”到“元祐”，从“元祐”到“绍圣”，从“绍圣”到“元符”，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加上后来再也没有像王安石和司马光这种具有伟大人格的政治大佬，朝廷政治道德便开始无底线滑落，从政治理念之争堕落到意气之争，最终完全成为人事与利益之争。
在这种“变法派”与“保守派”的政治拉锯中，有一个新品种终于百炼成钢，那就是因小说《水浒传》而家喻户晓的投机派蔡京。
宋徽宗亲政前，是向太后短暂垂帘的“元符”时期。宋徽宗亲政后，曾经把年号改为“靖中建国”。皇帝的年号就是政治口号，“靖中建国”的意思就是想结束宋神宗以来的“党争”，把朝廷思想统一到国家建设上来，有的历史学家据此认为宋徽宗曾经“有所作为”。
然而，“靖中建国”这个政治口号刚喊了不到一年，宋徽宗又轻佻地改为“崇宁”了——“宁”代表其父宋神宗和王安石“熙宁”年间的改革，“崇”自然是推崇与崇尚。据说其中有这样一个原因：时任宰相韩忠彦，其父是宋神宗时期的名相韩琦，反对变法的保守派，起居郎邓洵武，其父则是追随变法的邓绾，就是那个“笑骂任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的邓绾;邓洵武对宋徽宗说，韩忠彦都能继承其父遗志，废除了先帝的法度，皇上更应该继承父兄遗志，把父兄法度恢复过来——邓洵武还说，皇上假如要继承父兄遗志，就非用蔡京不可。
于是，宋徽宗不但把年号“靖中建国”改为“崇宁”，还从杭州把闲置的蔡京召回朝廷，很快委以第一宰相——从此北宋王朝的政治局面开始变得面目全非。
苏东坡的遭遇可以视为宋徽宗轻佻政策的一个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