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象升相比可谓是不分上下。
孙传庭自幼聪慧过人，二十七岁便高中进士。
此后历任永城知县、商丘知县，吏部验封司主事等官职。
孙传庭在天启年间，因不满魏忠贤专权祸国，于是愤而辞官，赋闲在家近十年之久。
直到崇祯八年，后金军二次入塞，他才重新崭露头角。
为了保家卫国，孙传庭毅然派出家丁王承嗣、孙剑等人，率领自家训练的乡勇私兵出击，成功击退了小股清军。
这件事，被时任山西巡抚的吴甡如实记录在《汇报擒斩虏贼功级情形疏》中，并上达天听：
“.内如乡绅训练亲丁，如吏部郎中孙传庭之遣王承嗣等，用飞炮击贼，贼以远遁；又遣孙剑等设伏，夺获马骡。”
正是这份奏疏，让焦头烂额的朱由检发现了这位在野的能臣，并急召其入京任职。
崇祯九年四月，因时任陕西巡抚甘学阔剿匪无力，致使陕西局势愈发糜烂。
震怒之下，崇祯下令将甘学阔押解京师，下狱问罪。
这已经是第三位折戟陕西的巡抚了，前有练国事被流放，后有李乔被削籍。
陕西巡抚这个职位，在朝堂上已到了“无人愿当、无人敢当”的境地。
值此危难之际，孙传庭挺身而出，主动要求前往陕西任事、
对此，朱由检大为感动，并特批给了孙传庭六万两银子，作为启动资金。
当然了，这笔钱也不是白拿的，崇祯对孙传庭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而今岁饷后，则听若自行设处，不中制”
意思就是以后治理陕西，募集兵员的钱粮全由孙传庭自行解决，中枢就不管了。
无奈之下，孙传庭也只能领了这笔银子，奔赴陕西上任。
但问题是，他面对的陕西，是一个“遍地皆寇，而问兵无兵，问饷无饷”的烂摊子。
官军与起义军在三秦大地上反复拉锯，天灾人祸并行。
在这片土地上的军民，每天都在饥饿与死亡线上挣扎。
孙传庭到任后，陕西的军事、政治、财政、法纪都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以屯田为例，崇祯元年，陕西一带尚有屯田四十六万多顷在册。
但到了崇祯九年，仍在发挥作用的军屯连两万顷都不到。
陕西三边本就贫瘠，却还要供养瑞王、秦王、韩王、肃王等数位藩王。
所谓“陕西外供三镇，内给四王，民困已极”。
面对明末的危局，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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