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取名额的限制。
在以往的大明朝科举体系中，各级考试都有严格的录取名额限制。
以四川省乡试为例，在崇祯年间，每科录取的举人名额通常仅有六十五人左右。
而会试就更少了，在全国范围内，只有三百人左右，才能考中进士。
四川所属的“中卷”地区，通常只分配了十几个名额左右。
这与庞大的考生基数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也导致了极其残酷的竞争。
范进中举虽然是文学创作，但其实一点也不夸张。
朝廷之所以需要设定名额限制，则是出于几点考量：
其中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控制官僚队伍的规模，保证科举功名的“稀缺性”和“含金量”。
朝廷对官僚系统的职位空缺是有大致预估的，录取名额与官缺数量大致匹配，也能避免产生过多的候任官员造成滞留和管理难题。
而明廷实行的分地域、定额录取的政策，也能很好地平衡不同地域间的政治利益，维系广大疆域的稳定和统一。
通过科举名额分配，明朝将各地方精英统统纳入中央体系，缓解了地域矛盾。
但是，江瀚这次取消名额限制，背后的考量却截然不同。
首先第一点，便是迫切的人才需求。
四川经历战火，虽然现在初步稳定，但仍然有不少官位空缺了出来。
不少明廷官员殉国，所以江瀚急需大量受过教育、能处理实际政务的人才填充各级官府。
同时，取消名额限制，那就意味着只要考生成绩达到一定标准，即可通过考试。
这为更多出身寒微、但有真才实学的读书人提供了上升通道，有助于打破旧官僚集团对地方官场的垄断。
最后，也是为了引导学风。
通过大幅增加录取人数，并配以注重实学的考试内容，大力引导四川学子的读书风气。
使他们从高高在上的四书五经、圣人之言中，逐步向实用、经世的方向转变。
再加上首次全省招考，需要以一种慷慨的方式，向川中百姓和学子展示新政权的稳定性和正统性，吸引更多人投效。
所以对于这次秋闱，整个成都府的中枢机构都十分重视，并将其列为了头等大事。
而正当江瀚在成都筹备抡才大典时，邓阳和高迎祥的信使几乎是前后脚的功夫，分别将密信送到了汉王府。
高迎祥的信件倒没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请求他出兵佯攻，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