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坐标。对于我，一个在七十年代代末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学生而言，许成军不仅仅是一个写在文学史教材上的名字，更是一种鲜活的、曾在校园里引发巨大共鸣的精神存在。
若以专业的眼光重新审视，《希望的信匣子》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完成了一次叙事范式上的“嫁接”与“超越”。
最后，必须强调的是许成军创作的“预流”性（借用陈寅恪先生语）。他在八十、九十年代的创作，精准地捕捉并回应了社会转型期一代人的精神渴求：在物质开始丰富、价值观念趋于多元的时代，如何安放我们的历史情感？如何确立个人的精神坐标？《希望的信匣子》给出的答案是——在历史的回响中寻找力量，在责任的承当中确立自我。他通过希望这个角色，以及课堂上那句振聋发聩的“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完成的不仅是一个故事的讲述，更是一代青年精神世界的寻根与奠基。
于我个人而言，许成军的作品，尤其是《希望的信匣子》，是启蒙之书。它让我懂得，优秀的文学，既能贴着大地行走，深刻地反映现实与历史；也能仰望星空，以其独特的美学形式，照亮人心，凝聚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精神底气。在世纪之交的纷繁语境中，他的写作，无疑为“文学应何为”提供了一个厚重而光辉的范例。”
——摘自《世纪回眸：九十年代文学场域中的启蒙者》，2000年，某文学评论期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