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 河内，秋雾尚未散尽，高朗街27号寓所
汪兆铭刚结束与曾仲鸣的密谈。
“不能再等了。”汪的夫人陈璧君将一件黑色大衣递到他手中
“重庆那边已经察觉风声，戴笠的人说不定已经在路上，唯有尽快奔赴上海，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公开打出和平旗号，才能占据主动。”
汪兆铭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他深知此时已是骑虎难下。
10月22日深夜，在日方情报人员的秘密安排下，汪兆铭一行避开军统的眼线，悄然登上了一艘前往上海的日本货轮“祥云丸”。货轮穿行在南海的风浪中，甲板上的汪兆铭裹紧大衣，望着远处模糊的海岸线，心中没有丝毫留恋，只有对所谓“和平大业”的狂热执念。
10月28日，上海外滩的码头被日军严密封锁，黄浦江面上，汪兆铭身着藏青色中山装，在周佛海、陈公博等亲信的簇拥下走下货轮，日本华中方面军参谋长影佐祯昭早已等候在码头，脸上堆着虚伪的笑容。“汪先生一路辛苦，上海已为你备好安身之所，中日双方的和平大业，正要仰仗先生之力。”影佐祯昭的中文带着生硬的口音。
汪兆铭强压下心中的忐忑，微微颔首“愿与贵国携手，共解中国战乱之苦。”
随后汪兆铭被安置在虹口日军管控区的一座豪华公馆内，这里曾是上海富商的府邸，如今却成了汉奸的避难所。公馆外，日军士兵荷枪实弹，严密守卫，公馆内，红木家具一应俱全。刚安顿下来，影佐祯昭便带着日本内阁的密函前来会面，函中明确提出，日方将以“善邻友好、共同防苏、经济提携”三原则为基础，支持汪兆铭发起“和平运动”，而汪兆铭需公开与重庆国府决裂，号召全国“响应和平”。
10月30日，在日方的精心策划下，汪兆铭与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松井石根在淞沪举行联合记者会。会场设在虹口一家日军控制的酒店内，受邀前来的多是亲日媒体与外国记者，国内爱国媒体被严令禁止入场。汪兆铭身着笔挺的中山装，站在麦克风前，脸上刻意挤出悲天悯人的神情，身后的背景板上，“中日和平共建东亚新秩序”的标语格外刺眼。
“诸位，”汪兆铭的声音透过扩音器传遍会场，带着刻意营造的沉痛，“自抗战爆发以来，山河破碎，生灵涂炭，我目睹将士伤亡枕藉，百姓流离失所，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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