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站稳脚跟，便著手整顿宗室，鼓励他们自食其力，或入仕、或务农、或经商，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张嫣闻言，眼中露出一丝希冀：「陛下既有良策，那便是宗亲之福，也是大明之福。」
朱由校将张嫣揽在怀中，却情亲摇头。
明朝的宗室问题，不是简单的「贫富不均」，而是朱元璋定下的祖制与大明现实需求的矛盾，是一道缠绕著伦理、礼法与财政的死结。
太祖皇帝当年立国，为保朱家天下永续，定下「分封而不锡土，食禄而不治事」的规矩。
宗室子弟生来便有俸禄，无需劳作，却也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与谋生自由。
不得离开封地，不得干预地方政务，不得参加科举，不得经商置业，甚至连与外臣结交都需报备。
这看似优厚的「铁饭碗」，最终酿成了无解的困局。
要破局，第一步便要触碰「亲亲尊祖」的伦理底线。
若允许宗室从政，打破「不治事」的祖制，文官集团定会以「违逆祖训」群起而攻之。
他们本就忌惮宗室分权，怎会放任朱姓子弟染指朝堂？
若组建宗室军队，又恐重演「靖难之役」的旧事，朝野上下必生恐慌。
而宗室内部更是分化严重，上层亲王、郡王乐享厚禄，绝不愿放弃既得利益。
中下层宗室挣扎求生，却早已被制度磨去了锐气与能力，即便给予出路，也未必能自食其力。
双重阻力之下，每一步都千难万难。
上层宗室依旧是天之骄子。
亲王岁禄万石，郡王二千石，这还仅是明面上的俸禄。
他们凭借朝廷赐予的庄田、盐店特权，大肆兼并土地，垄断地方盐业、茶业贸易，聚敛的财富远超俸禄数倍。
晋王朱求桂在山西占据良田万顷，每年收租便达数十万两。
福王朱常洵在洛阳的庄田更是扩至两万顷，民间素有「福王肥而天下瘦」之说。
可即便富可敌国，他们仍是「高级囚徒」。
深居王府高墙之内，活动范围不得超出封地县城，日常起居皆在官府监视之下，虽富贵至极，却也形同软禁，空有亲王之尊，实则与傀儡无异。
中下层宗室则早已坠入深渊。
镇国将军以下的爵位，俸禄本就微薄，更遭长期拖欠与折价盘剥。
嘉靖年间朱聪浸在疏奏中哭诉：「臣等数日不食，嗷嗷待哺，有子孙暴露十年不得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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