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先笑了一下，把蓝布包袱抱在怀里，上了车。法国人验收的时候没说话。
他把五幅绣品一幅一幅铺开，铺满了整张办公桌，然后退后三步，用一种鉴赏古董的眼神从右看到左，再从左看到右。他的中国话依然说不利索，但他的表情阿贝读懂了——那双眼瞪得比第一次站上外滩的游客还亮，眉梢悬着，呼吸轻得像是怕惊动画面上那些微微流动的雾气。
他说这些刺绣有名字吗？阿贝想了想，说没有名字，但这批订单叫“阿贝绣坊”。法国人说，以后会有更多订单。
阿贝走出洋装店的时候，阳光正好照在她脸上。她没有急着回去，而是在英租界的大马路上慢慢走着，看着那些她曾经不敢踏足的店铺和擦肩而过的外国人。
她想起养父老莫为了改掉一口粗腔，对着碗念叨面粉的“粉”不是“粪”，被阿娘举着擀面杖撵出门。
想起母亲在码头边教她捻针时说，你呀，心里藏着一根针。她当时不懂，现在懂了——那根针今天从她的指尖穿到了另外五个人的指尖，还在往前穿。她现在真的不怕了。
回到绣坊的时候，黄包车还没停稳，她就听见了里面的笑声——几个女人把阿娘也拉来了，阿娘正教她们唱渔歌，荒腔走板的，没有一句在调上，但每个人脸上都在发光。
阿娘一只脚踩在船板改成的木凳上，袖子捋到胳膊肘，手在半空中挥舞着打拍子，那架势活像唱的不是渔歌，是舰队出征的号子。养父老莫蹲在门槛上修补窗框，嘴里哼着同一支歌的后半段，敲钉子敲得比渔歌的节拍还准。
她推开玻璃门，门上的风铃响了一声。声音很轻，是前些天齐啸云从柜子里翻出来挂上去的，说绣坊就得有这种叮叮当当的声音。阿贝说不搭，齐啸云说，搭不搭的，你听久了就习惯了。
现在她站在门口，阳光透过玻璃门落在她肩上，绣针在发间微微反光。有一种东西比玉佩更能牵住离散的人——那是丝线穿过麻布时发出的、极细微的摩擦声，是五个女人在同一盏灯下穿针引线时呼吸交织的频率，是江南水乡被拆散了几十年之后，重新在这个小木楼里一针一针绣回原位的晨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