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十七年，深秋。
十六岁的阿贝站在十六铺码头潮湿的石阶上，怀里抱着一只靛蓝色的粗布包袱。包袱皮上沾着运河的水渍和船舱里煤油灯熏出的浅黄色烟痕，里面裹着她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衣裳、一双养母新纳的布鞋、半包菱角糕，以及那块用红绳穿了挂在脖子上的半块玉佩。
江风从黄浦江上灌过来，裹挟着柴油、鱼腥和远处租界飘来的面包房香气。这些气味混在一起，变成了阿贝对沪上的第一印象：又大，又乱，又陌生，又让人喘不过气。
码头上到处是人。扛麻袋的码头工人喊着号子从她身边挤过去，汗臭和烟草味劈头盖脸地砸过来；卖茶叶蛋的小贩蹲在台阶上，用吴语软软地吆喝，声音被轮船汽笛盖得断断续续；几个穿洋布裙子的女学生撑着阳伞走过，目光扫到阿贝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印花布衫子，眼皮都不抬地转开了。
阿贝把怀里的包袱抱得更紧了些，指节因为用力微微发白。
“让开让开！”身后传来一声粗喝，一个光着膀子的壮汉扛着两只木箱子大步冲下来。阿贝侧身躲闪，脚底踩到一块湿滑的青苔，整个人往旁边趔趄了一步。她眼疾手快地扶住石栏杆，才没连人带包袱一起摔进江里。
“小姑娘，当心点。”旁边一个卖橘子的大婶伸手虚扶了她一把，上下打量了两眼，用半生不熟的官话问，“外地来的？找亲戚？”
阿贝摇摇头，又点点头。她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找亲戚。阿爹躺在病床上咳血的时候跟她说，去沪上，沪上大，总有活路。阿妈把家里最后三块银元缝进她贴身的肚兜里，嘱咐她找到落脚的地方就捎信回来。至于到了沪上要找谁、投奔谁，没人告诉她，因为没人知道。
“那你可得小心。”卖橘子的大婶压低了声音，“码头上拐子多，专骗你这种外地来的小姑娘。有人跟你说有活干、有地方住，你可别跟着走。”
阿贝认真地点了点头。她从小在水乡长大，没见过这么大的码头，没见过这么多人，但她不傻。阿爹教过她——在人家的地界上，眼睛要亮，嘴巴要紧，拳头要攥在袖子里。
“谢谢大婶。”她弯腰行了个礼，抱着包袱转身往码头外面走。
走出码头，迎面是一条宽阔的马路，两边全是三四层高的洋楼，灰色的、红色的、米黄色的，挤挤挨挨地连成一排，有些楼顶上还竖着五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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