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的空气里都是煤烟味和机器的油味，她已经很久没有闻到过这种干净得发甜的风了。
“阿贝？那不是老憨家的阿贝吗？”码头边上正在收网的老陈头第一个认出了她，手里的渔网差点掉进水里，“丫头，你怎么回来了？”
“我爹呢？”
老陈头的脸色变了变，用手指了指码头西边那片低矮的棚屋区。“在家躺着。昨天黄老虎的人来拆棚子，你爹上去拦，被推了一下，腰闪了，起不来床。”
阿贝没有再问。她拎着包袱快步穿过码头，沿途遇到的渔民都认出了她，有的朝她点头，有的低声议论，所有人的眼神里都写满了同一种东西——同情中带着一丝期待。他们不知道这个去了上海的小姑娘能做什么，但他们记得一件事：去年黄老虎的人来收“码头费”，老憨被打断两根肋骨躺在家里，是这个丫头一个人撑着船出去打了整整半个月的鱼，硬是把家里的日子撑了下来。那时候她才十五岁。
阿贝推开自家那扇歪歪斜斜的木门时，屋子里暗得几乎看不清人脸。一股混合着中药味、潮气和旧木头的沉闷气息扑面而来。养母正蹲在灶台前熬药，听到门响抬起头，看到门口站着的那个身影时，手里的蒲扇掉在了地上。
“阿贝？你怎么——”
“我爹呢？”
养母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用手指了指里屋。阿贝掀开帘子走进去，看到养父躺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腰下面垫着一床破棉被，脸上的皱纹比她走的时候深了一倍。他的眼睛闭着，呼吸粗重而缓慢，嘴唇干裂起皮，花白的胡茬从下巴一直蔓延到喉结。
“爹。”
莫老憨睁开眼睛。他看到阿贝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伸手去摸床头的旱烟杆——那是他表达任何激烈情绪之前的标准动作。但他的手抖得太厉害了，烟杆没拿稳，滚到了地上。阿贝弯腰把烟杆捡起来，塞回他手里，然后在他床边坐下来，用手背探了探他的额头。额头发烫。
“你回来干啥？”莫老憨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铁皮，语气凶巴巴的，但攥着烟杆的手指关节发白，“上海好好的日子不过，跑回来受罪？你当你爹我是纸糊的？摔一下就要死要活了？”
“我当你是铁打的。”阿贝把他额头上那块已经馊了的湿毛巾拿下来，去灶台上换了一条新的，拧干，重新敷好，“铁打的也会生锈。我回来给你除除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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