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虫。”
莹莹“噗”地笑出声来，笑声和眼泪搅在一起，听不出是笑还是哭。“娘也这么说。她说我们俩的眉毛一个随爹，一个随她。你的随爹，我的随娘。”
“那我的脾气呢？”
“你的脾气——”莹莹歪着头想了想，然后用一种很认真的语气说，“我觉得你的脾气也是随爹的。娘说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后来被人陷害，在牢里关了那么久，出来之后身体都垮了，还是不肯放弃查案。管家说他隐居的时候每天对着纸笔写写画画，画的全是当年的证据，一张都不肯烧。”她说完，试探性地伸出手，碰了碰阿贝的袖口，“姐姐，你想去见见他吗？”
阿贝沉默了很久，久到天顶上的水晶灯开始轻轻晃动，吊灯的链条发出极细的金属摩擦声。她的目光落在窗外——窗外的梧桐树在夜风里沙沙作响，叶子落在石板地上，被风推着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像是找不到方向。她把奖牌放进口袋里，把玉佩重新塞回衣领，系好最上面的那颗纽扣，动作很慢，像是在用这些动作给内心的汹涌澎湃搭建一个堤坝。
“我想见。”她说，声音比刚才更轻，但更坚定，“但不是现在。”
“为什么？”
“因为现在见了，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阿贝看着莹莹，眼神里有一种极其坦诚的东西，像是在把自己的软肋摊开来给对方看，“叫他爹？我没叫过。叫他莫先生？太生分了。叫他的名字？不孝。我得先在心里把他的样子画好——不是照片上的样子，是我想象中的样子。我要一针一针地绣，绣完了，知道他是谁了，我才能去见他。你能明白吗？”
莹莹点了点头。她不是敷衍。她是真的明白。因为她在贫民窟长大的那几年，每次母亲提起父亲的时候，她也会在心里一遍一遍地画一个男人的轮廓——不是照片上的样子，不是记忆中的样子，而是一个她凭空想象出来的、会给她买糖葫芦、会把她举过头顶、会在打雷的夜里把她抱在怀里的父亲。那个父亲从来没有存在过，但他是她熬过那些饥寒交迫的夜晚唯一的支撑。
“那我帮你。”莹莹说，“你想知道什么，我都告诉你。他的习惯、他说话的语气、他喜欢喝什么茶、写字的时候喜欢用什么纸——这些年我问过母亲无数次，问到她嫌我烦。现在终于有人比我更想知道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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