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披了件旧棉袍走到院子里。天边已经开始泛青，启明星亮得像一枚钉在天幕上的铜钉。他站在枣树下仰头看了很久，忽然想起父亲在山海关的院子里也种了一棵枣树。每年秋天红枣挂满枝头，母亲拿竹竿打下来，晒干了留着过年蒸枣糕。父亲死后，那棵枣树第二年春天没有发芽。母亲说，树是认人的。
方遇安从厢房里出来，手里端着一碗热豆浆，冒着白气。他显然也是一夜没睡，眼白里全是血丝，但精神很好——年轻人就是这样，一根弦绷到极限了还能再紧一圈。
“沈先生，马老六回来了。老太太已经进了天津法租界，程将军的人在火车站接的。陶文锦上午会收到一封家书，里面会告诉他母亲平安。”方遇安把豆浆递过来，沈砚之接过碗但没有喝。
“马老六呢？”
“在厨房吃馒头。他说想见您一面。”
马老六进来的时候，棉袍上还沾着西直门外官道上的泥点子。这个跟了沈砚之八年的老兵，从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了鬓角斑白的中年人，唯一不变的是那双眼睛——不大，但任何时候都亮得惊人，像两块被战火淬过的燧石。他在沈砚之面前站得笔直，完全没有刚跑了一夜路的疲态。
“沈爷，昨晚的事有段插曲。出西直门的时候遇到了巡警队的盘查，领头的是个新来的，不认识我们这身皮。他非要掀轿帘，说上头有令，这几天所有出城的轿子一律开帘检查。”
沈砚之端着豆浆的手没有动，但碗里的豆浆晃了一下。
“后来呢？”
“后来我们队长把警官证拍在他脸上，说了一句——‘侦缉队抓人，你要看？’那小子就怂了，退到一边去了。但是沈爷，这事不对。上头这条令，是专门冲着我们来的。他们知道有人要在腊月里往外送东西，只是不知道送的是人还是物，也不知道走的是哪个门。徐树铮比我们想的快。”
沈砚之把豆浆碗放在石桌上，沉默了片刻。然后他说：“不是徐树铮快。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不是我们这边的人，是陆军部那边。陶文锦抄文件的事，可能已经有人察觉了，只是还没有证据。老六，辛苦你再跑一趟，天亮之前进天津，告诉程振邦——陶文锦不能留在北京了。让他安排人接应，腊月二十之前，必须走。”
马老六应了一声转身就走，走到院门口又回过头，挠了挠后脑勺，忽然笑了一下：“沈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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