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道浅浅的白印。她烧了一锅水，给爹熬了药，给娘煮了粥。然后把灶台擦得干干净净，把水缸挑满，把院子里的柴劈好码齐，把爹的鱼网补了最后几个破洞。她把这些事一件一件地做完，每一件都做得很慢，很认真，像是要把往后很长一段时间该做的活都一次做完。然后她走进自己的小屋，从床底下拉出一个藤条箱子。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一双新布鞋、一包干粮，还有她攒了三年的全部积蓄——三块银元、一把铜板。她把玉佩重新戴回脖子上，塞进衣领里，贴着心口。然后她走到里屋，跪下来给莫老憨和养母磕了三个头。
“爹，娘，阿贝去沪上。挣了钱，寄回来给爹治伤。找到了根，回来告诉你们。”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稳，稳得不像一个十七岁的女孩，但她的眼眶是红的。不是那种嚎啕大哭的红，是那种忍了很久、忍到眼泪都倒流回心里去的红。
莫老憨没有拦她。他躺在床上，头转向墙壁，肩膀在抖，但他没有说话。养母把阿贝送到码头，一路上攥着她的手，攥得紧紧的，到了船边忽然松开，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塞进她手里——里面是六个煮鸡蛋，还烫手。阿贝上了船，柴油机突突地响起来，船头推开浑浊的湖水，岸越来越远。她站在船尾，看着养母的身影一点一点变小，最后变成码头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她没有挥手，因为她怕一挥手眼泪就再也憋不住了。
船驶过芦苇荡。春天的芦苇刚刚冒出水面，嫩绿嫩绿的，在风里摇来摇去，像一群正在学站的孩子。阿贝坐回船舱里，把那半块玉佩从领口掏出来，放在手心里翻来覆去地看。玉的材质很好，切口很整齐，像是用一种极锋利的工具一刀切开的——不，不是一刀，是一剑。她不知道这个直觉从哪里来，但她就是觉得那道切口的纹理不像是刀具所留。渔船靠岸的时候，天边烧起了晚霞，把湖水染成一片金红。阿贝背着藤箱走下船，踏上这座她只在别人嘴里听过无数遍的大上海，耳畔似乎还回荡着养母那句用江南水乡软语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叮咛——去了就别回头，但别忘了回家的路。她站在十六铺码头的水泥台阶上，仰头看着那些高得快要戳破天空的洋楼，看着马路上穿梭不息的有轨电车，看着穿着旗袍和高跟鞋的女人从她身边走过，留下一阵她叫不出名字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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