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看着远处的长江，“我打了十五年仗了。从山海关打到西南，从西南打回中原。你以为打完这一仗就完了？打不完的。”
“那咱们还打什么？”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月光下，沈砚之的脸比平时显得更瘦，颧骨更突，眼眶更深。但他的眼睛里有光，和在双河场从蔡锷手里接过指挥刀那天一模一样。
“打完这一仗，至少能让北洋军阀的气焰下去一大截。打完下一仗，至少能多收回一个租界。再打完下一仗，至少能让老百姓多过上几年不打仗的日子。”他停了一下，“打不完，但值得。”
赵昆沉默了。
就在这时候，城墙上忽然响起了枪声。不是攻城的信号，是哨兵在鸣枪示警。沈砚之放下饭碗，一把抓起指挥刀就往城楼方向跑。赵昆紧跟在他身后。
城楼上的哨兵指着城下——南门外那片黑漆漆的树林边上，有一个人影正在往这边跑。那人影跑得很慢，踉踉跄跄的，像是受了伤。哨兵拉动枪栓，正要开第二枪示警，沈砚之按住他的手。
“别开枪。看清楚。”
月光照亮了那个人影。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灰布衫，头上缠着一条已经看不出颜色的布巾，赤着脚，每跑几步就回头张望一眼，像是有人在追他。跑得更近一些的时候，沈砚之看清了他的脸——四十来岁，浓眉，阔嘴，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耳根的新伤。不是军人，是老百姓。
那人在城下停下来，仰头看着城头上的士兵，张了张嘴，发出的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
“官爷……救……救我婆姨……她在林子那边……快生了……”
沈砚之下令开了城门。
一个小队跟着他下去，在树林里找到了那个男人的妻子。她躺在一棵樟树下，身下垫着一件破棉袄，羊水已经破了，疼得浑身发抖却咬着嘴唇不敢出声。旁边站着两个吓得不知所措的孩子，大的不过七八岁，小的才三四岁，手拉着手，眼睛瞪得溜圆。
军医提着药箱赶过来，蹲下去检查了一下，脸色变得很难看。“胎位不正，难产。得赶紧抬回城里。”
沈砚之让人卸下一块门板当担架，把产妇抬进了城。丈夫跟在担架后面，一瘸一拐地走着，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谢谢官爷谢谢官爷”。沈砚之问他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他说他叫田大柱，是城外田家湾的农民。北洋军撤退的时候把村子烧了，他带着老婆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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