店堂里。
“同治十三年。就是那年，有人伪造了一封我父亲的通敌密函，把莫家推进了火坑。邱老板，那年您的字迹，应该就记在这一本里面吧？”
邱伯楷没有回答。不是不想辩驳，是他的喉咙突然发紧。他这辈子写过的字不计其数——公函、密件、假账、伪证、检举信、认罪书——每一种字体他都练过，楷书、行书、隶书、甚至仿宋体，唯独自己的笔迹，他不敢在任何正式文件上留下。但旧账簿里写的不是正式文件，是他每晚睡前随手记下的流水账，用最自在的笔法，没有任何伪装。他忘了自己当时记了什么，但他记得自己那个习惯——把每一件见不得光的事都隐晦地记在账簿里，用只有自己看得懂的代称和暗语。他以为这些账簿永远不会被人翻开。他错了。他错在低估了一个女人对父亲的执念，也错在低估了两个女人加在一起的决心。
阿贝把同治十三年的那本账簿抽出来，麻绳在她手指上勒出一道浅浅的红印。她站起身，把账簿放在柜台上，翻开。纸张确实发霉了，边角一碰就碎，但蝇头小楷依然清晰，墨色渗进了纸纤维深处，一笔一画都带着那个年代读书人特有的工整与克制。
翻到第三页的时候，阿贝的手指停了。
“十月初七，晴。为东翁代笔，拟函三通，其中一通仿莫体，寄北城水师营。东翁阅后甚悦，赏银元二十。”阿贝把这行字念出来，声音不高，但念到“仿莫体”三个字的时候，指尖在纸面上轻轻划了一道。她抬起头看着邱伯楷：“这个‘东翁’是谁？这个‘莫体’，仿的是谁的字？”
邱伯楷的嘴角抽动了一下。“东翁是当年赵坤赵将军——那时候他还不是将军，是沪上督军府的参谋处长。我们替他办事的人，都叫他东翁。至于‘仿莫体’……”他咽了一口唾沫，喉结上下滚动，像是在把一句吞下去二十年的话重新吐出来，“‘莫体’就是令尊莫隆先生的笔迹。莫先生的字很有特点，尤其是最后一笔，习惯往下拉得很长，学起来不难。”
“所以那封通敌密函，是你写的。”阿贝合上账簿，目光落在邱伯楷脸上。那目光很平静，平静到没有愤怒，没有讥讽，甚至连质问都没有。但邱伯楷被那目光盯得浑身发冷——他见过很多种恨，愤怒的恨、阴鸷的恨、隐忍的恨，但他从没见过这样的恨：冷静得像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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