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大的家业说没就没了,孤儿寡母硬是撑到现在。那位小姐也是个有出息的,写得一手好字,还会洋文,可惜投错了胎。”
贝贝站在弄堂口,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弄堂最里头那间。她一步一步走进去,巷子越来越窄,光线越来越暗,两侧的棚屋墙壁被煤烟熏得漆黑,有人用粉笔在墙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个大大的“拆”字。脚下的路面坑坑洼洼的,积着洗过衣服的肥皂水。她的心跳得太快了,快到她不得不停下来深呼吸了两次。走到弄堂尽头,她看见了那棵歪脖子桑树。树不大,枝叶倒是茂盛,树荫刚好遮住一间低矮的棚屋门口。门是虚掩着的,门板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贴着一张褪了色的年画,年画上的福字已经斑驳得快看不清了。窗台上晾着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面上打了好几个补丁,但针脚细密整齐,是懂得针线的人缝的。
她没有敲门。因为她不知道自己敲开门之后要说什么——你好,我可能是你失散十七年的女儿。你好,我是你双胞胎姐妹中的一个。你好,我这里有半块玉佩,听说你也有半块。这些话在她脑子里转了无数遍,每一遍都觉得不对。她平时不是吞吞吐吐的人,在水乡她跟男孩子打架都不怕,在绣坊跟克扣工钱的老板拍桌子也不怕,可此刻她站在一扇糊着旧报纸的门前,怕得手指尖都在发麻。她怕门里的人不认她,更怕门里的人认了她之后失望——她是渔村长大的丫头,不会弹琴不会作诗不会喝下午茶,跟她想象中那个在教会学校念过书、能写一手好字的姐姐比起来,她算什么?
她在桑树下站了很久,久到隔壁棚屋里一个老妪探出头来打量了她好几眼,眼神里带着贫困街区特有的警惕。她赶紧低下头,转身快步走出了弄堂。
回到亭子间,贝贝坐在床沿上,把红绸包从怀里掏出来,放在枕头底下。她没有哭。她从来不哭——养父被黄老虎打吐血那天她没哭,一个人坐船来沪上那天她没哭,被绣坊老板娘骂“乡下人手脚笨”的时候她也没哭。可是这天夜里她躺在亭子间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怎么都睡不着。窗外的月光从百叶窗缝里漏进来,在天花板上画出一道一道细细的银线。她盯着那些银线,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到那方绸布包。玉佩还带着她的体温。
几天之后的一个傍晚,贝贝和莹莹在一条完全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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