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琪峻接到来南城的工作通知时，正坐在省监察厅自己办公室里审阅一份材料。
这是关于省城某高官的投诉举报，已经堆在他桌上三天了。
他看完最后一页，在笔记本上写下几行字，然后把文件夹合上，推到桌角。
这份通知来得并不意外。
最近半个月，厅里的气氛微妙地变化着。
几个与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忽然对他格外客气，却又避而不谈南城的事。
冯琪峻知道，有人在背后操作这件事，而这个人足够有分量，能让省里临时抽调一个副厅级干部前往一个地级市。
冯琪峻从不迷信巧合。
南城近年来的城市改造和拆迁项目早就有传言，只是没人敢碰。
现在突然要他去，背后的推手是谁，目的又是什么，他心里其实有几分判断。
他没有拒绝这项任务，也没打算拒绝。
作为省监察厅的副厅长，这是分内之事。
冯琪峻做事从不左顾右盼，这一点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他父亲冯正山曾是省执法局的一名普通处长，母亲张淑兰则是基层法院的法官。
两人都是那种“老古董”式的公职人员，一辈子兢兢业业，清清白白，从不拿原则做交易。
家里条件不好，住的是单位老旧的筒子楼，父亲的办公桌用了二十年，直到退休才换。
而母亲每次开庭前，都要把衣袍熨得一丝不苟，说这是对法律的尊重。
冯琪峻十二岁那年的一个傍晚，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亲的为人。
那天他放学回家，看见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家楼下，一个穿西装的胖子站在楼梯口，手里提着两条烟和一瓶酒。
他父亲就站在楼梯上，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人。
“冯处，这事真的没法通融吗？就一个电话的事。”胖子的声音很低，带着恳求。
“程老板，我说过了，案子该怎么查就怎么查。你儿子酒驾撞了人，这是事实，该担什么责任就得担什么责任。”
“可那小子没死啊，现在医院里好好的。”
冯正山的声音突然提高了八度：“程老板！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那是条人命！就算没死，也是你儿子的责任！”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
“没什么好说的。你的东西拿回去，我冯正山不收。如果你觉得不公平，可以去投诉我。投诉地址我都能给你写下来。”
胖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最终悻悻离去。
那天晚上，冯正山叫儿子到跟前，说了一番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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