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箱里传出来，被风吹得支离破碎。
“是我自己撕的。”丁浩然说。
林凡看着他的眼睛。用“真假感知力”扫描他的微表情——瞳孔放大，嘴唇发抖，手指在裤缝上反复摩挲。他在撒谎。但他的撒谎不是因为心虚，是因为害怕。不是怕林凡，是怕另一个人。
“好。”林凡站起来，“你撕了画，现在这幅画归你了。你可以带回家。”
丁浩然愣住了。
林凡把画折好，塞进他的书包侧袋里。然后蹲下来，平视着这个十一岁男孩的眼睛：“但我跟你说一件事。这幅画是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画的。她听说画被撕了以后，没有哭。她说，撕画的人一定过得很不开心。所以她又画了一幅新的——送给撕她画的人。”
他从口袋里掏出笑笑昨晚画的那张新画，展开了。
红砖楼，心形窗户，手拉手的小人，歪歪扭扭的银杏树。树下面没有爸爸和女儿了，只有一行字：“这里可以挂所有人的画。”
丁浩然看着那幅画，一动不动。他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然后他的眼眶忽然红了。不是委屈的红，是那种被什么东西戳到了最柔软的地方、来不及防备就被击穿的红。
“她为什么送给我？”他的声音很小，小到被公交车的引擎声盖了过去。
“因为她觉得，你不是故意的。”林凡把画放到他手里，“你是被教过的。但被教过的东西不一定是真的。这句话你可以转告给那个教你写‘叛徒’的人——就说是一个七岁小女孩说的。”
丁浩然捏着那幅画，低着头，肩膀在微微发抖。他想说什么，但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
林凡站起来，拍了拍他的肩膀，转身离开了公交站台。走出一段距离后，他听见身后传来一声压抑的、闷闷的哭泣声。不是嚎啕大哭，是憋了很久终于憋不住的那种哭。混合着公交车的引擎声和车站广播的报站声，很快就散了。
两天后，丁建国从北京回来了。
他回来的当天晚上，林凡接到一个电话。来电显示是一个陌生号码，接起来，对方的声音很沉，带着一点北方口音，开门见山：“林校长，我是丁建国。丁浩然的父亲。”
林凡正坐在书桌前整理矿洞资料的扫描件。他把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丁先生，你说。”
“我儿子把画的事告诉我了。”丁建国的声音听不出情绪，“他说你送了他一幅新画。他说你女儿画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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