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朝廷不得不规定，户籍上登记在册的人，禁止随意移动，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居住、劳作，不得擅自离开。没有了人口的自由流动，百姓们大多不出远门，身边都是熟悉的面孔，乡里乡亲之间，相互熟悉，也方便官府管理。
杨廷麟想起，早在秦国时期，商鞅变法之后，百姓们就有了“照身贴”，这便是最早的身份标识，与如今陛下推行的身份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后来商鞅逃难之时，也正是因为没有照身贴，无法住宿、无法通行，最终死在了自己制定的制度之下，成为了历史上的一段遗憾。
自秦国之后，这种百姓专属的身份象征，便渐渐消失了，老百姓们，只剩下户籍，没有了可以随身携带的身份证明。而官员们，大多有象征自己地位的牌子，比如虎牌、鱼牌、龟牌、玉牌、象牙牌等等，不同等级的官员，牌子也各不相同，以此彰显身份。除此之外，僧人出行有度牒，商人、读书人出行有路引，但这些，都与普通百姓没有任何关系。
普通百姓，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劳作，只为了能够填饱肚子，他们大多一辈子都待在自己的村子里，从未去过县城，更从未去过京师，根本不需要什么身份证明，也不需要什么路引。可如今，明末乱世，天灾人祸不断，流民遍地，为了不被饿死，无数百姓被迫离开自己的家园，四处逃难，甚至有数十万流民，涌入了大明的京师。
在这样的乱世之中，原本的户籍制度，早已名存实亡，成为了摆设。大量流民没有户籍，没有固定的居所，四处流动，官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理，这也给了白莲教逆贼、奸细可乘之机，让他们能够轻易混入京师，策划谋逆之事。
杨廷麟心中清楚，在土地改革之前，想要在京畿地区实行身份牌制度，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时，流民遍地，社会动荡不安，士绅勋贵相互勾结，暗中阻挠官府的各项政策，加上百姓们对官府的信任度不高，想要让所有人都配合制作、使用身份牌，难度极大。
可如今，情况已经截然不同。陛下推行土地改革，将大量兼并的土地归还给百姓，安置了所有涌入京师的流民，让他们重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得以安家落户，京畿地区的社会秩序，已经渐渐稳定下来，百姓们的生活，也有了基本的保障，对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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