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人還不知道什麼叫站隊，什麼叫投名狀，什麼叫“你下不了船了”。他只知道把領導交代的每一件事做好，把每一個標點符號校對清楚，把每一份文件歸檔整齊。他那時候的鞋底是乾淨的，因為他只在辦公室和宿舍之間往返，沒有去過雲頂閣，沒有進過803房，沒有接過解迎賓遞來的酒杯。
韋伯仁的眼眶突然紅了。
不是那種嚎啕大哭的紅，是那種拼命忍著、忍到眼球都發澀了、卻還是不肯讓它掉下來的紅。他低下頭，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梁，捏得很用力，指節都發白了。
“一百二十萬。”他又把這個數字念了一遍，這次聲音不一樣了，像一個人在黑暗裡把自己的口袋翻了個底朝天，翻出來的所有東西都是借來的，“第一筆是八萬。三年前。我兒子查出來心臟有問題，手術費差八萬。解迎賓不知道從哪兒知道的，讓人送到我辦公室，用一個牛皮紙信封，上面寫著‘資料’。我打開一看，八萬塊錢。新鈔，連號。”
“你收了。”
“我收了。”韋伯仁把手放下來，眼睛裡那層水光已經被他硬生生逼了回去，只剩下一片乾澀的紅，“然後就沒有回頭路了。第二筆是過年，十萬，說是年終慰問。第三筆是生日，五萬。一筆一筆，像鈍刀子割肉，等你覺得疼的時候，已經被割得差不多了。”
買家峻沒有說話。他把那把鑰匙從茶几上拿起來，握在手心裡。銅鑰匙被韋伯仁的體溫暖過，還殘留著一點溫度，正在慢慢變涼。
“你今天晚上把這把鑰匙給我，”他說，“是想讓我幫你？”
“不是。”
“那是什麼？”
韋伯仁抬起頭。月光正好照在他臉上，把他那張被十五年機關生涯打磨得光滑圓潤的臉照得稜角分明，像一塊被水流沖刷了太久的石頭忽然裂開了一道新口子，露出裡面粗糲的斷面。
“我想讓你替我去。”他說。
“去803房？”
“去803房，打開那個保險櫃，拿出那份檢測報告。”韋伯仁一個字一個字地說，說得很慢，像一個人在結冰的河面上一步一步地走，每一步都要先試探腳下的冰夠不夠厚，“我自己去，解迎賓會知道。鑰匙丟了，他也會知道。但如果是你去的——如果是你自己查到的，自己找到的，自己打開的——”
“那就是我的功勞，跟你沒關係。”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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