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闭眼，脑子里就浮现出各种画面：老赵在码头上被特务围捕的场景，贸易行里那四个生疏的眼线，陈明月脸颊上的红痕，还有……女儿晓棠那张缺了门牙的笑脸。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三年前离家时，女儿抱着他的腿，仰着小脸问。他蹲下身，摸摸她的头：“很快，等爸爸打完仗就回来。”
“打仗要多久？”
“不会很久。”他说，心里却知道，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可能比他想象的更漫长，更残酷。
三年了。女儿该上学了吧？会写自己的名字了吗？还会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沈墨。”陈明月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
“嗯？”
“你……想家吗？”
这个问题很突然。三年来，他们从未谈论过彼此的私人生活，那是禁区，是可能动摇信念的软肋。但此刻，在黑暗的大海上，在未知的前路上，那些被刻意压抑的情绪，似乎找到了缝隙，悄悄钻了出来。
林默涵沉默了很久。久到陈明月以为他不会回答时，他才缓缓开口：
“想。”
一个字，很轻，但在寂静的夜里，却重得像一块石头，砸在两人之间。
陈明月也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也想。想我儿子，想上海弄堂里的桂花香，想……想我丈夫。”
这是她第一次主动提起亡夫。林默涵记得档案里的记载：陈明月的丈夫叫周文彬，中共地下党员，1950年在上海被捕，牺牲在龙华监狱。她带着三岁的儿子逃到香港，后来被组织安排到台湾，以“沈太太”的身份做掩护。来台前，她把儿子托付给老家的姐姐，说“等妈妈完成任务就回来接你”。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林默涵问。话一出口，他就后悔了。这太越界了。
但陈明月没有介意。她轻轻笑了笑，那笑声里带着怀念，也带着苦涩：
“他是个书呆子。戴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最喜欢泡在图书馆里。我当初嫁给他，我爹妈都不乐意，说一个穷教书的，能有什么出息。但他……他懂我。我想做什么，他从来不拦着，反而帮我想办法。后来他加入组织，我也跟着加入。他说，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就回乡下，开个小学，他教国文，我教算术。”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他被捕那天，是我去送的饭。他在监狱里瘦得脱了形，但眼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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