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水，你跟我多久了？”
“一年零三个月，沈先生。”
“记得我招你那天说的话吗？”
阿水挺直了背：“记得。您说，做生意和做人一样，最重要的是守规矩。不该问的不同，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记的不记。”
“你现在还想跟着我干吗？”
年轻人沉默了。窗外飘来鱼市的味道，混合着柴油和海藻的腥气。高雄港的夜晚从来不是安静的，货轮装卸的轰鸣，苦力号子，妓女的调笑，警笛偶尔划过夜空——这一切构成了1953年台湾南部港口城市的背景音。但在这些声音之下，还有另一种更隐秘的声响：皮鞋踏在石板路上的脚步声，手铐碰撞的金属声，以及无声的消失。
“我娘说，我爹是1947年‘二二八’时没的。”阿水突然开口，声音有些发涩，“那些当兵的闯进家里，说我爹藏了‘匪谍’。他们搜了一整天，最后在米缸里找到一本《三民主义》……就凭这个，把我爹带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
林默涵静静听着。窗外，一片乌云遮住了月亮。
“我娘哭瞎了一只眼。我十六岁就到码头扛包，扛了四年，那些工头克扣工钱，生病了就把你踢开。直到沈先生您雇了我，给我双倍工钱，还让我娘去看医生。”阿水抬起头，眼眶发红，“我不懂什么大道理，但我知道谁是好人。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林默涵合上账册，走到阿水面前，轻轻拍了拍年轻人的肩膀。这个动作让阿水愣住了——在他印象中，这位总是温文儒雅却又带着疏离感的沈先生，从未有过如此亲近的举动。
“明天早上，你去银行取一笔款子，送到你家里。然后带你娘去台南住一阵子，就说……就说是我派你去看那边的分号。”
“沈先生？”
“听话。”林默涵的声音很轻，却不容置疑，“台南的林记绸缎庄，掌柜姓王，是我故交。你拿这个去找他。”
他从怀中取出一枚银元，在灯光下翻转。银元边缘有一道浅浅的刻痕，像是无意中划伤的，但阿水注意到，那道刻痕正好穿过“壹圆”的“壹”字。
“记住了，这枚银元就是信物。王掌柜看到，自然会安顿你们母子。”
阿水接过银元，触手冰凉。他想问什么，但看到林默涵的眼神，又把话咽了回去。那眼神他见过一次——三个月前，海关缉私队来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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