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情局第三处处长的办公室永远弥漫着两种味道。
早晨是消毒水——魏正宏要求清洁工每天用三遍漂白水擦洗地板，连墙角的踢脚线也不能放过。下午是茶香，他偏好武夷山的岩茶，尤其喜欢那种焦苦的岩韵在舌尖化开的感觉，仿佛能压住胃里时时翻涌的酸涩。
但到了深夜，当整栋大楼只剩下三楼东侧这一扇亮着的窗户时，空气里就只有安眠药碾碎后的微甜，混合着铁皮文件柜散发的金属锈气。这两种味道交织，恰如他的人生——一面是药力作用下短暂的安宁，一面是生锈的、不断被秘密腐蚀的内心。
今夜已是连续第七个失眠夜。
魏正宏推开面前那份“高雄港走私案结案报告”，指尖按压着突突跳动的太阳穴。报告写得天衣无缝，所有证据链完整闭合，走私的烟土数量、涉案人员、赃款流向都清清楚楚。下属在最后用红笔标注“本案可移送司法，建议判处主犯死刑”，那“死刑”二字写得遒劲有力，墨迹几乎要透到纸背。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久到窗外传来松山机场夜班飞机的轰鸣。
飞机掠过夜空，桌上的台灯跟着轻微震颤。灯光晃动间，他拉开了办公桌最底层的抽屉。这个动作他做了二十三年——从民国三十七年调任保密局侦查科副科长开始，每天睡前必做的仪式。起初只是下意识动作，后来变成强迫症，再后来，变成某种自虐式的忏悔。
抽屉里没有机密地文件，没有金条美钞，只有三样东西。
最左边是一枚生锈的子弹头，用红绸布小心包着。民国三十五年，徐州会战，这颗子弹从他兄长魏正雄的左胸穿过。军医说如果偏一寸就能救活，可就是那一寸，让二十九岁的生命永远停在了那个飘雪的清晨。魏正雄咽气前握着他的手，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替我多杀几个**”。
中间是一张泛黄的照片。民国三十八年，上海虹口，他和兄长并肩站在照相馆的布景前。布景画的是西湖断桥，粗劣的油彩把湖水涂成诡异的翠绿。照片里他穿着新做的中山装，领口浆得笔挺，兄长搭着他的肩，两人都笑得很拘谨——那是他们这辈子唯一的合影。
最右边，是今夜让他失眠的源头。
一封从香港辗转寄来的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邮戳显示寄出日期是三个月前，收信人地址写的是“台北市重庆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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